后世华夏的情况这里就不说了，
唐朝贞观之治的情况，其中就有不少后世之人为所谓的‘一代明君’唐太宗涂脂抹粉般在史书上为其歌功颂德。
说回粮食价格，现在益州境内粮食的价格，相对于金珏在出兵夺取益州之前，也就是刘焉父子掌控益州之前，的确是有些高了，据悉，刘璋在位的这几年，因为益州境内少战乱的缘故，即便是不少南阳郡、关中三辅和凉州境内的百姓纷纷为了躲避战乱而涌入到益州境内，最终也是只将粮价刺激涨到了30文钱左右。
比金珏主政后的粮价低了将近二十文。
不过，有一点不同，却是益州境内本地或者近十年外地迁徙到此地的百姓们感受最深。
在金珏控制益州三巴三蜀六郡之地后，六郡境内，四季粮食的价格居然是近乎于恒定的，基本上被金珏强力压到了五十文上下的水平。
事实上，在古代华夏，若仅仅只是在一州之地想要维持四季粮价的稳定，想要做到，并不是太困难，但是，作为统治者的州刺史或者州牧，却很少会有人去做。因为，主政者其实心里面都非常清楚，自从先秦春秋战国，官府允许私人可以保有或者买卖土地之后，除了一州州治之外，譬如成都城，粮食的价格基本上都被地方上的地主和大的粮商所掌控。
而大的粮商一般自己也都是大的地主。
四季粮食价格的高低，受影响的受众也并不完全一样。
对于各郡县城池里那些并不依靠土地维生的士人和工匠而言，当然是粮食价格越低越好，四季更迭粮食价格变化对他们的影响其实并不大，但是，对于那些一辈子都依靠土地维生的农民而言，粮价在四季变化对他们产生的影响可就非常之大了。
首先，夏秋两季，尤其是夏收或者秋收之前，粮食价格都会有一个极大的波动，未收获粮食之前，一般粮食的价格都会长得非常高，因为，那个时候，即便是农民家中都未必有存粮，所谓青黄不接之时，指的就是夏收之前。
在古代，很少有能够让普通百姓做到有三年粮储的朝代，也许除了文景之治时期，反正纵贯唐太宗的贞观之治，仅关中地区就发生了不少灾荒，即便是贞观之治年间，都出现过到了人shi人的现象。事实上，被后世儒生们大书特书的贞观之治所取得的成果，远不如隋文帝在位的那些年。
而在夏收和秋收之后，粮商们却又故意将粮食价格降到了极限，这就使得那些即便是获得了丰收的农民们也无法将手中的粮食变现，以获得更多的收入。
百姓生活，不仅需要粮食，方方面面其实都需要用到钱的，即便是小农经济以物易物的方式，也同样不可避免。关于这一点，《汉书·食货志上》中记录的有关于战国魏国变法家李理的‘尽地力之教’就有这方面比较详细的论述。
比如，人生病了，就要去医生那里看病吃药，再比如，百姓生活，身上穿的衣服可以只种麻制衣，但是，吃饭做饭的时候，最少也要用到盐吧！
世家和大中粮商这样肆意控制粮食价格，正是民间之所以会出现在丰收之年，农民反而会因此大受损失的现象，这就是所谓的‘谷贱伤农’。
常平其实就源于战国时李悝在魏所行的平籴，也即政府于丰年购进粮食储存，以免谷贱伤农，歉年卖出所储粮食以稳定粮价。
到了汉武帝在位的中后期时，因为连年发兵与北方的匈奴作战，虽然靠着卫青和霍去病这两员天纵之将，而获得了非常大的战果，但是，汉武帝此时也耗光了汉文帝和汉景帝两位皇帝在位时期为他们的这位儿孙积攒了五十余年的丰厚物资。
故而，汉武帝不得不启用他身边，出身于商人家庭的桑弘羊。
也正是因为桑弘羊有着商人的背景，故而，他不但继承了李悝的‘平籴’，而且，还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汉武帝在其背后大力的支持，有所创新地创立了‘平准法’。
西汉时期的‘平准法’的具体内容，其实就是桑弘羊主官的新的政府部门，依仗官府掌握的大量物资，比如钱帛盐等等，在京师贱收贵卖以平抑物价。
到了后来，汉武帝驾崩之后，桑弘羊因为参与政变，夺权失败后，霍光为了打击政敌，将桑弘羊实施的所有新法几乎全都废弃了。
到了汉宣帝元康年间，民间连年丰收，有些地方的谷价居然贱到一石五钱的地步，这种抢矿下，‘农人少利’，自然也就不可避免。
大约也就是在这以后，汉宣帝任命的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又一次把桑弘羊的平准法拿了出来，不过，与桑弘羊不同的是，他只是把平准法着重施之于操控粮食价格方面。
具体的做法，无非就是在一些地区设立了粮仓，收购价格过低的粮食入官，以此来让百姓获得一些利益。
而这种粮仓便已经有了‘常平仓’之名。
在当时，大汉边疆，即便连金城、湟水一带，谷每石都贱卖到了八钱的地步，据相关的文史记录，耿寿昌曾在这带地区收购谷物四十万斛。
五凤元年到二年，耿寿昌鉴于过去每年从关东向京师漕谷四百万斛，用漕卒六万人，费用过大，建议从近处的关中三辅、弘农郡、河东郡、上党郡和太原郡等地籴谷以供京师，这样，既可以省关东漕卒过半，还可以略微提升以上提到地区粮食的价格，施惠于民。
这一措施一经实施，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