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实际上还是一支古代军队，一般而言，古代军队对于伤亡的承受能力是比较低的，野战当中，一般伤亡超过百分之二十就会军心动摇，过了百分之三十，就会溃不成军。
当然，也有特例，比如历史上的岳家军之流，据说就能保持野战中的高伤亡率而不溃散，但这都是特殊情况，而且历史太远，也没法获得让人信服的具体考证，多是传闻居多。
所以就一般而言，古代军队的伤亡承受力是很低的，出现高伤亡还不后退的情况也有，而且还有不少，但这种情况多不是出现在野战当中，而是更多的出现在攻城战中！
在攻城战中，攻城一方一旦发起攻城作战，通常就是人数远远多于守城方，或者整体优势大于守城方。
在这种情况下，攻城部队发起进攻后，如果够狠，在进攻部队的身后安排大量督战队，一旦部队攻城不成，后退往往就是死。
攻城战不像野战，攻击面宽大，部队官兵有充足的空间去逃跑，导致督战队市这个点，攻击面不可能太宽，腾挪空间较小，所以当攻城方占据人数优势后，攻城的部队往往很难逃跑。不过肯这样做的统帅一般很少，因为这会付出巨大的伤亡，如非必要，一般的统帅是不会这么做的。
同样的，作为守城方也是一样，守城一方通常无路可退，一旦拒不投降。为了保命，往往也会爆发出惊人的战斗力，战至最后一人不至于，但伤亡过百分之六十还死战不退的情况，在古代也一样屡见不鲜。
也就是说，古代军队的作战能力，或者说伤亡承受率，主要看统帅的意志跟手腕，如果统帅的意志足够坚决，又能够有足够有效的方法去驱使手下的士兵卖命。那么一样可以打出惨烈的战役。
僧格林沁要说个人勇武的话，是够勇悍，但就意志力来说，他内心中实际上是懦弱居多，强悍不过是个表象；而他的统兵手腕也不足，根本就没读过多少兵书，也没有统领大军的能力，更没有让非嫡系部队为他卖命的手腕。淮安之战之所以打的那么惨烈，问题就出在这个攻城先锋官的身上，因为这个被僧格林沁任命为攻城先锋官的人。是袁甲三！
之所以任命袁甲三为先锋官，表面上看，是因为袁甲三是漕运总督，对淮安城的情况十分清楚，但主要原因是袁甲三不停的主动请缨，而且说明了是他率领本部兵马打前锋。
袁甲三早在1859年的4月就被任命为漕运总督，一开始只是督办漕运，不过后来胜保因为母亲病故回去丁忧，给了他一个飞黄腾达的机会。
因为胜保那时候主要任务就是剿灭捻军，一旦回去丁忧，这个职位就空出来，那批军队也没人统领，所以朝廷就升袁甲三当钦差大臣，并以实授漕运总督的身份督办军务，统领胜保留下的那支绿营部队，继续进行剿捻大业。
袁甲三倒也有些才能，督办军务后进军安徽，连战连捷，一直把凤阳给打了下来，让捻军一蹶不振，但也正因为如此，当太平军忽然兵围淮安的时候，他并不在淮安，而是在围剿捻军固守的定远县，等他得到消息，准备回军救援的时候，却又被张乐行跟吴如孝的大部捻军围困，轻易脱不开身。
之后，精武军占领淮安，又截留漕银的时候，他才刚刚脱困回到凤阳，所以按说截留漕银的事情跟他无关才对。
但是，他毕竟是漕运总督，淮安也是他的治所，漕运督办不好，他就肯定有责任！比如大家就会说，你为什么不早点把漕银送京？为什么留那么久，是不是有私心？
另外，袁甲三虽然也算兵精粮足，手底下足足有五万兵马，但他的情况跟曾国藩之流还不同，他的部队一半是当初胜保留下的朝廷官兵，另外一半则是收降的团练军跟捻军的降军，比如苗沛霖之流。
而且，袁甲三的粮草几乎完全受朝廷控制，他本身没有一个稳固的地盘，或者说，虽然凤阳算是他的地盘了，但这个地方太穷，根本养不起五万大军，所以他的粮草受制于朝廷拨款，这跟湘军以及精武军那种自成一体自给自足完全不同。
这不是袁甲三不想，实在是条件所限，时间太紧。他主攻的地方都是安徽最穷的地方，又一直跟捻军周旋，所以没时间去巩固地盘，筹备钱粮。
正因为袁甲三没有真正的嫡系部队，又没有用人与筹饷的实权，无论兵马还是钱粮，都受限于清廷，所以他十分重视清廷的态度，为人处世特别谨慎，比如他的长子袁保恒明明作战勇猛，但他为了安抚手下，却总不准他跟人争功。
就比如现在，他之所以急急忙忙赶来僧格林沁这里助战，甚至连他辛苦经营的老巢凤阳都不管了，为的就是要戴罪立功，让清廷重新认识到他袁甲三的能力，不要撤换他的官职。
因为他很清楚，至少到目前为止，一旦他失去了清廷的信任，那他之前辛辛苦苦打下来的一切，就都如镜花水月了。
所以这一次，他对攻打淮安的心思最重，他早就下定决心。要不惜一切代价争夺头功，让清廷认识到他的能力，让朝廷重新重用他，因此这次攻打淮安城的差事，他是最上心，不停的向僧格林沁毛遂自荐，而僧格林沁也就顺水推舟，让他去打头阵。
攻城命令既然下了，还是由袁甲三全权做主，所以袁甲三就急忙升帐议事。但在正式升帐之前，他先把自己的两个儿子叫到身边。
看到两个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