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相公就是这么知错就改的一个人,也是旧党中我最喜欢的一个人。但其代表的妥协派最终结果也只能是失败的。大和五年,吐蕃维州守将悉怛谋降唐,剑南西川节度使李德裕派兵入驻维州城事宜。宰相牛僧孺认为与吐蕃结盟,不宜违约开衅。他对昏庸软弱的文宗说为了一个城池和吐蕃人交恶,小心对方出兵,从蔚茹川,直入平凉阪,不到三天就可达到咸阳桥,只怕京城都守不过来,得到一个维州算得了什么呢?文宗害怕了,命令把悉怛谋交还土蕃,把维州城也送回去。结果悉怛谋全家被吐蕃人虐杀在边境上,从那以后,再没有吐蕃人敢于归降,贻害无穷。其实,大和四年吐蕃已违约攻唐,此时,已可不受盟约拘束。牛僧孺对维州的决策,是为了打压李德裕,所谓你的成就就是我的失败,不管你取得多大的成就我都要给你搞点破坏,这也反映了他一贯妥协反战。贴上这个例子,只为说明历史上从来不缺为了一己私利做出亲痛仇快决定的行为。还是历史宗师,竟不知古人云: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连匈奴人冒顿单于都知道土地是根本,不能轻易与人,他居然不知道。元佑时期,在传统历史上向来被视为是中后期对夏战争中的一次小休。其间牵涉新旧相争等种种要素,确切讲,即是高太后临朝期间,旧对新的全盘否定和反扑。可是,作为旧领袖的司马光,其主张的弃置新地一事若仅从司马光观念方面解释似乎也有不妥,值得再做一番考察。自仁宗朝元昊脱离称帝起,进行了旷日持久的相互征伐。双方且战且停,互有胜负,僵持不下。而伴随着战争所带来的负担越来越沉重,熙宁起,朝野上下开始盛行弭兵论,贬低胜利的价值,且谴责其是种罪行或许有佛教思想的影响。元佑元年司马光力主的弃地外交忍让正是弭兵论实践的高峰。实际上,神宗、哲宗朝的弭兵论是弭兵论的延续,彼时弭兵的背景是宋辽战争。宋辽檀渊之盟,辽归还了遂城及瀛、莫二州。也可以讲,归还侵地,不是没有先例的。其后,南宋初在军事胜势的情况下,宋廷与金的绍兴合议,归还实则割让唐、邓、商、秦数地,坐实了卖国的臭名。司马光的主张与前例的不同之处在于,没有经过外交谈判而主动归还侵地,多少显得懦弱,且无法确认是否可以达到息兵的目的。这也是争议所在。司马光等旧反对用兵,避免对夏军事行动升级,藉以安抚党项和恢复双方关系。灵夏之役,本由我起,新开数寨,皆是彼田,前朝的熙河是行径,为弭兵,上策是主动归还侵地,展示新天子的仁慈和善意,期望重修旧好。假若受到党项的军事威胁后,才归还侵地,这不单不是仁慈的表现,更是国家的奇耻大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