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明熏陶下，精英阶层开始柔化，这并不是一种退化，不止中国，国外亦然。最早的高跟鞋流行是在法国文化最繁盛时期，路易十四皇帝开始穿高跟鞋。有些专家据此认定，高跟鞋是法国皇帝发明的，这其实是谬误。高跟鞋最早出现在波斯，也是男人穿的，不过不是为了好看，而是波斯的骑兵为了踩踏马镫更稳，而专门制作的马靴。传入欧洲后，就被法国人演绎成了用来取宠的玩意，从激烈的阳刚，转入内敛的柔美。
同时期法国女人崇尚勒死人的细腰，许多人甚至因为束腰太紧而无法进食和呼吸乃至憋死，这也是一种病态审美。
心里胡思乱想着，李慢侯很快就过了蔡京府前得金梁桥，接着很快走进了内城。金兵退走后不就，开封就解除了戒严，在城市管理上，北宋比唐朝要宽松很多，尤其是宋徽宗时期更为宽松，也是这种宽松，带来了发达的商业同时，诞生出繁盛的市井文化。
继续沿着汴河走着，两岸商铺大多开业，青楼十家中开了七八家已经让李慢侯惊叹，但酒楼十家中开了十家，恢复的显然更快，食色，果然食在前，色在后。当然跟青楼遭遇打击更大也有关系，毕竟除了青楼外，其他行业包括酒楼，没有一个被官方直接打击。
李慢侯的目的不是逛青楼，也不是逛酒楼，进了内城，走了一刻钟左右，走到了一座桥前，跟其他桥梁不同，这座桥修的格外气派。用料坚固，全是石料打磨铺设，桥面下还用石柱做拱，桥面平直，十分宽阔，并排可走四辆马车。
此桥人称州桥，官名叫做天汉桥，正对大内御街，皇宫和内城官邸要员出城，都从这座桥南下出南熏门，因此才如此气派。
没有上桥，直接转向南边御街，御街可以说是城内少有的，可以跟汴河两岸相比的繁盛街区。街道两旁的商铺同样紧密，而且更大，更豪奢。因为这里经营的，多跟权贵有关。不但买卖人背后往往有朝中权贵支撑，经营的物品，往往也不是面向普通百姓，而是以权贵为客户。这正是李慢侯来这里的原因。
他瞧着一家商铺，门前两根柱子上，各悬挂着两张竖匾，一张上写着“成造金银首饰”，另一张上写着“酒器俱全”字样，这是一家金银器具铺子。
唐宋时期中国最大的产银地其实在南方，江西德兴银矿，浙江衢州银矿规模都很大。李慢侯从水下打捞起来的财物中，就有不少金银器，普通人家是用不着的，因此只能在金银铺这种铺子里出售。
进了铺子，掌柜的热情招呼，询问需求。可铺子货架上空空荡荡，显然皇帝搜刮金银的时候，这个铺子也未能幸免，能重新开张，就已经不容易了。一听李慢侯不是来购货，而是希望出售一批金银器，掌柜的更加高兴。
汴梁城内的金银，几乎全都被搜刮殆尽，被金兵带去了辽东。这种贵金属，是不可能凭空变出来的，因此很长一段时间，开封都会面临金银极度短缺的现状，从外地传入需要一个时间，而且也未必能够填补这个空缺，因为作为首都，达官贵人聚集之地，本来天下金银大半都储藏在汴梁城，汴梁城金银空了，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全国金银都空了。
但需求却没有消失，甚至因为某种特殊原因，相反短期内需求是大大增加了的。金银这种贵金属，尽管在北宋也已经开始具备货币的意义，但更多的用途还是实物，作为达官贵人乃至宫廷用具的材料。可是因为战争关系，连皇家宗庙里历代皇帝塑身的金箔都刮下来了，达官贵人家也几乎没有了金银。这就是需求！
对于权贵来说，只要权力还在，购买力就不是问题。因为有的是人想方设法满足他们的需求，根本不需要他们花钱。
这段时间，跟民间逐渐顺着自然规律恢复不同，朝局十分动荡。金兵退走后，随着盛夏到来，出身辽东的金兵全都撤到了北方，黄河以北大量州府直接被他们抛弃，随后打着护送金兵出境名义的宋军迅速接收这些城池，回过头来宣城收复。这些假象，迷惑了北宋朝廷上那些极富浪漫主义精神的文官，让他们错以为金兵不过如此，主战的声音声喧尘上，一个比一个主战，生怕错失了良机。
宋钦宗在这种氛围中，也再次变得极为乐观，不断催促进兵的同时，开始重新重用主战派。借着这股氛围，主战派再次掀起了对主和派的政治排挤。主和派的首脑李邦彦都被他们挤出了京城，贬到了地方做官。
李邦彦可是宰相啊，就这么被罢免。在李邦彦之前，张邦昌也是如此，吴敏同样如此，白时中也是如此，短短几个月间，随着宋钦宗自己在主和主战之间摇摆不定，宰相先后被他撤换了四五个，赶得上他爹宋徽宗执政二十年来换的宰相了，毕竟宋徽宗主要就用了蔡京一个人，执政长达十七年。
宰相这样的重臣权位都在快速变化，可见朝局动荡的激烈程度。动荡，意味着空间，朝堂上出现了大量空缺，这些空缺都流着诱人的蜜糖香味，吸引着一干权贵舍身忘命，他们能不动心，能不勾连，能不攀附？这些都需要送礼，金银显然是紧缺物之一，不管是作为直接的贿款还是金银器皿都很合适。
动荡的另一方面是恐慌，主战派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