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在汴梁城的这些官员，不管主和还是主战，毕竟也算是有苦劳的，还有一部分人，此时就不仅仅是恐慌了，而是恐惧。那批正月随着宋徽宗逃出开封，又在三月随着金兵退走，被宋钦宗一一召回京师的权贵，此时一个个担惊受怕，惶恐不可终日。
这些人中，以蔡京、童贯为首，已经彻底翻不了身。一方面，他们仓皇出逃期间，就已经被定为六贼，无论主和还是主战派，对他们都嗤之以鼻。另一方面，他们还卷进了皇权斗争中。比如童贯，当他从太原逃回开封后，对军事一无所知的宋钦宗恳求他留下来抗敌，但他选择了宋徽宗，护着老皇帝逃跑。现在表面上看，小皇帝不但没有被金兵抓走，而且打退了金兵的进攻，彻底掌握了权力，此时童贯这些人能不惊恐？
不管是图谋进取的新兴势力，还是试图维持的既得势力，或是力求脱罪的逃跑权贵，都有很大的送礼需要。
尤其是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李彦、朱勔为代表的六贼势力，他们不但有罪，关键是很有钱。逃出京师之前，他们一个个都长期在宋徽宗时期权倾一方，就连其中攀附蔡京的朱勔，在江南都聚敛了三十万亩良田，各种财富更是不可计数，其他人也不遑多让。
这些人因宋徽宗而富贵，现在也随着宋徽宗而失势，并且绝无翻身的可能。在李纲、吴敏的维护下，蔡京接连被贬，而且始终有御史弹劾，认为处置太过宽宥。可以想象，童贯这样的没有党羽保护的宦官，朱勔这样的佞臣，命运更加堪忧。贬官倒不算什么，他们基本上也不可能继续做官，关键是一旦获罪，他们庞大的家财势必被抄家。家人甚至流放、充军，发卖教坊司为娼。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人是不会吝惜洒下大把银子脱罪的。恰好因为他们在围城前就逃了出去，带走了大量能够带走的钱财，当这些人将幸存的，聚敛几十年得来的巨额财富拿来送礼的时候，金银器皿的价格暴涨也就自然而然了。
这些情况并不是金银铺掌柜告诉李慢侯的，而是李慢侯凭借自己的经验判断出来的，老板恨不得贬低金银的预期价格，好让李慢侯尽快高价处理给他呢。
李慢侯跟掌柜的商定了一番，然后走出了铺子。接连走遍了整条街的金银铺，得到的消息都差不多，价格也了解的差不多，金银价格比围城前暴涨了十倍左右。过去一两黄金折合十二两白银左右，现在一两黄金涨到了三十两白银，过去一两白银兑换一千两百铜钱左右，现在则能换到一万钱左右。
李慢侯之后几乎以扫荡的态势，挨家挨户走遍这些面向权贵的奢侈品店铺，贩卖金珠玉器的珍玩店也是关注的重点，得到的信息比李慢侯想的还好。
送礼送金银本就粗俗，文人士大夫的喜好更加雅致，古器珍玩美玉才是最爱。这些物件儿，同样在战争中饱受毁弃。只要是金兵统帅肯接受的，宋钦宗全都搜刮了送去，皇宫的各种用具都扫荡一空，乃至宋钦宗一度无法在大殿上进食，因为没了相关器皿。宋徽宗奢侈一生搜集起来的那些奇珍异宝，只要金兵肯要，也都从各个园林中搜刮了去。可以想象，这些东西金兵统帅不可能给出什么高价。名义上金兵带走了两千万两白银，八十万两黄金的各种物品，实际价值可能远不止这点。
战争暂时结束了，这些东西都得重置。皇帝得有基本的体面，新兴的各大权贵，也必然要效仿前辈搜刮一番。所以奇珍异宝这段时间，价格比金银更夸张，因为这些物件，比金银其实更具有礼品性质。
同样跟各大古玩铺的掌柜、东家商定了一番后，李慢侯转身往北再次走到汴河上，沿着河岸往东，一路走到了东水门。
东水门是汴河从东南进入开封的必经之地，来来往往无数漕船，从南方运送海量的物资经这里进入开封城，因此这里的交易十分密集，尤其是大宗商品交易在这里最为活跃，催生了一些特殊的行业。
沿着城门墙下，有一排鳞次栉比的屋舍，最靠近城门处，有一间屋子，正面敞开，里边一张几案，一个穿着长衫，头戴官帽的中年端坐几案后面，此时竟然还有官员竟坐于其中？
李慢侯颇有些意外，不过抬头看着敞开的水门也就释然了。北宋城虽然没有被攻破，可是北宋朝廷的举措，可能比金兵亲自搜刮都更加高效，因此这段时间开封城内物价高昂，外地船队玩命的挤进开封，朝廷官员或者有利益掺杂其间，或者为了维持市面稳定，恢复正常生活，加上北方不断传来胜利的消息，以及催问军饷的奏折，朝臣和皇帝才允许城门日夜不闭，一方面可以输入更多的物产平抑物价，另一方面可以收取更多的税收充作军费。
所以这个官员是一个税官，但李慢侯看着官员那漫不经心的神情，很怀疑他真的拥有收税的基本技能。有两个胥吏模样的小吏，不时将一份份文件送到官员面前，官员匆匆扫过，点头盖印，就算是做完了工作。其他诸如货物点算，都是做实际工作的胥吏跟商人接触，这个官员并不插手，倒也应了他的官名：官监税务。
李慢侯不是来交税的，他对税监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不断出入官舍的一群人物。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