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杉用笔戳了戳木沙的后背，“哎，木沙，你会唱《盛夏的果实》吗？”
木沙一脸迷惑地看着她和她一脸怪笑的同桌李南，他们三个都是从一个班级出来的，现在又被分到一个班级，感情上自然更加亲近一些。
很明显，木沙对这首歌不熟悉。但是好像也在什么时候听到过。
“就是莫文蔚唱的那首。”林杉提醒道。
“哦，我想起来了。就是那个‘时间累积，这盛夏的果实’，是吧？”
林杉的眼里顿时放出光彩，“对对对，就是这个。你会唱完整的吗？”
“我就会这一句。”
在林杉失望的眼神中，李南不失时机地讥讽道：“谁不会这一句？问你算是白问了。”说罢，他不屑地撇着嘴，模仿木沙的样子，重复道：“‘时间累积，这盛夏的果实。’唱得这么难听，还敢开口？”
木沙生气地瞪了他一眼，转过身，不再理他们。
不一会儿，后面又传来了他们细细地吟唱：“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不再见你你才会把我记起……”可唱着唱着，就没音了，反复在“也许承诺不过证明没把握”上粘着。
那时候，大家学唱歌主要通过三大途径：电视、光盘、磁带。电视就出现一次跟着学一次就是了。光盘比较好，有字幕不说，还可以快进快退，便于抄写歌词。磁带就有些麻烦了，为了听清楚歌手唱的是什么，不得不把耳朵贴在录音机上，一遍一遍地听。即使如此，揣摩出的歌词也常常似是而非。即使磁带保留着歌词条，也要为了订正那些重复的部分听上好几遍。很多同学的手上都有歌词本，其传抄频率要远远超过作业。
木沙听着听着，觉得很好听，就又腼着脸皮回转身，对林杉说：“如果你找齐了歌词，也借我抄一份呗。”
后面的两个人看着她笑了。
时近六一。尽管表演形式单调，可对于文化生活贫乏的农村学生来说，六一儿童节简直可以说成学校生活中的春节。在那样的时代，村里放场电影都能引来十里八村的人提张板凳抻着脖子竞相观看。年时舞个秧歌也会把村里的那条主路挤得水泄不通。节目不好没关系，人们有的是热情，哪怕喝倒彩，也是对表演人另一个形式的鼓励。
何况六一呢？前面有全校老师端正严肃地压阵，周围有全校同学兴致勃勃地扇风，有时，还有村里赶来的几个闲人在旁边看秀。没有舞台没关系，没有服装没关系，没有伴奏没关系，谁要是能在这方泥地上弯腰谢幕时赢得掌声和尖叫，那可比考第一还要光荣。说白了，第一只是老师给的，而耀眼的舞台风光却是那么多双手，那么多张嘴辉映而成的。
当然，能上台演出的还是少数。这不光是因为大家没什么特长（有特长也未必能被发觉），还因为羞涩使一些唱歌很好听的同学放弃了这种抛头露面的机会。不知为何，新来的明星人物王凯也没有参与这次‘盛事’，按说，他不存在害羞方面的障碍。至于他的歌唱能力，他倒也在班里奉献了一曲《浪花一朵朵》，富有磁性的嗓音，滑稽的表情，再加上结束时那招牌式的一笑，妥妥的明星范儿。唉，大概是因为池子太小，盛不下游鱼吧。而对于一般的观众来说，能借此机会学上一两首新歌，孤芳自赏一番，也很不错。
不过眼见着今年的六一会有更出彩的演出，同学们心中的期待又加增了几分。就拿木沙班上来说，一场歌舞就在紧张有序地排练着。负责编舞的是被后来的木沙抢了第一交椅的原校尖子生孙红梅。这是一个有着大大眼睛，尖尖下巴，薄薄嘴唇的女生，很有些文艺天赋。可是说话尖刻，在同学中不是很招人喜欢。
可笑的是，唱歌严重跑调，跳舞不堪入目的木沙竟也参与了她们的排练。当然，这不是她的幸运，而是木沙手中录音机的功劳。
可能家里清一色的旧家具与新房不大搭调，木扁再次从城里回来时，带回来一张可折叠的实木小方桌，一台洗衣机，一台21寸的彩色电视机，还给木沙带回来一台录音机。
所以听同学说需要歌曲伴奏时，木沙毫不犹豫地把家里的录音机贡献出来。木沙作为主要道具的持有者，目睹了她们在学校和红梅家里的排练过程。
一次偶然的机会，木沙听说，红梅的母亲跟别的男人跑了，她和她的妹妹跟父亲生活在一起。当木沙有一次看见她拿出一张白刺剌剌，没有油水的硬面饼聊以充饥时，木沙眼前顿时浮现出家里烙得金黄，泛着油光的烙饼，不由得暗自咽了口口水。再看看她家那四间砖房，建筑手法跟邻居砌的那半截墙似的，墙缝里直往外面鼓白灰。
刹那间，木沙觉得自己家里也不是太穷。可是木沙又觉得，家里不光是穷，很多时候，还透着一种黑洞似的恐怖感，让人一踏进家门就感到沉重得无法呼吸。
当录音机安安稳稳地在木沙的方桌上无所事事地闲呆了两天后，六一儿童节开始了。
果然没有让同学们失望舞俱上，不但表演卖力，在服装上也统一了款式和颜色。六年级的七个女生更是自费买了几条蓝色丝带，当她们纵身一跳，纷纷劈叉围住中间的女同学时，掌声四起，人群中还不时发出几声尖利的口哨声，震得村外金黄的麦子几乎都要往下掉麦粒。无疑，她们是今夏儿童节的王者了。
红梅她们的舞蹈稍后上场，虽然没有六年级的惊艳，穿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