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神策军的重要发展,从中原地区的普通藩镇到进入京师进而成为禁军再辐射势力于地方。这一复杂的转变除了其所遇的机遇外,主要的成绩还是应算在鱼朝恩的身上。宦官势力的增长和提携是神策军发展壮大的主要原因。
首先,神策军仅仅是赴难中原的数十支边军中的一支而己,在故地沦丧之际为何只有神策军被划出土地作为其屯驻之地。究其原因,这主要是因为鱼朝恩是其监军,而鱼朝恩又是皇帝的亲信,故而神策军有了栖身之所。其次,神策军升为藩镇难道仅靠卫伯玉的军功吗?这恐怕也是力有不逮吧。卫伯玉虽有战功但也绝没有大到可以将其统领的边军升为藩镇,那么神策军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再究其原委还是因为鱼朝恩为了扩大势力,加之他与卫伯玉关系亲密,故而在中央施加影响才达到的。再次,从神策军由地方进入京师的过程看,为何在吐蕃入寇代宗出幸时,选择神策军的驻地陕州呢?在当时的情形下陕州并非唯一的可选之地,而代宗钦点陕州是否与陕州的驻军神策军的统帅鱼朝恩有关呢?答案是肯定的巨龙王座。因为鱼朝恩不仅与代宗关系良好,而且与当时在中央的权阉程元振也是亲密无间的。因而在当时的情形下,代宗自然会选择自己的亲信作为避难地,而代宗选择陕州也就等于选择了神策军进入京师的道路,铺就这条路的人便是鱼朝恩。
最后,神策军的势力从京师再次到达地方也是靠着鱼朝恩在中央的权势。综上,我们可以说神策军早期的发展壮大,其功劳应首推鱼朝恩。而鱼朝恩从身份上看是一位宦官,这也就使得神策军这支禁军与野战军相结合的特殊禁军从其拥有这一特性起便与宦官势力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鱼朝恩在代宗朝后期愈加跋启。大历五年,唐代宗联合宰相元载意欲诛杀鱼朝恩。为了防备鱼朝恩所掌握的禁军,元载先分化瓦解鱼朝恩的势力。“元载乃用左散骑常侍崔昭尹京兆,厚以财结其党皇甫温、周皓。温方屯陕,而皓射生将。自是朝恩隐谋奥语,悉为帝知。”元载做好了这一步后便对鱼朝恩下手了。
“方寒食,宴禁中,既罢,将还营,有诏留议事。朝恩素肥,每乘小车入宫省。帝闻车声,危坐,载守中书省。朝恩至,帝责其异图,朝恩自辩悖傲,皓与左右禽隘之,死年四十九,外无知者。帝隐之,下诏罢观军容等使,增实封户六百,内侍监如故。”
鱼朝恩死后,神策军虽暂不由宦官执掌,但为安抚军队仍由鱼朝恩原来的部下管理。从大历五年(770年)三月开始至德宗建中四年(783年)十月,这十三年的时间中神策军均由武将执掌,凡历三任。鱼朝恩死后首先接任的是刘希逞和王驾鹤,二人分别为神策都虞候和神策兵马使,同掌禁军。刘希逞后因语出不逊为王驾鹤告发,随即被赐死。王驾鹤在大历十四年被解除兵权改为白志贞统军。
从代宗后期到德宗前期这十多年来,代宗深感其前期之宦官的飞扬跋启,自鱼朝恩死后不再让宦官掌握兵权。德宗即位之初也秉承其父疏远宦官的政策,使得宦官的势力在这一阶段有所衰落。这引起了宦官集团的的不满。
“上初即位,疏斥宦官,亲任朝士,而张涉以儒学入侍,薛邕以文雅登朝,继以赃败。宦官武将得以借口,曰:‘南牙文臣赃动至巨万,而谓我曹浊乱天下,岂非欺罔邪!’于是上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
在此期间,神策军作为禁军的主力也忙于四处征战。见于史料的有:
“德宗即位,吐蕃寇剑南,时节度使崔宁朝京师,三川震恐,乃招晨将神策兵救之,授太子宾客。最乃逾漏天,拔飞越,廓清肃宁三城,绝大渡河,获首虏千余级,虏乃引退,因留成都数月而还。”
“发京西防秋兵万二千人戍关东。上御望春楼宴劳将士,神策将士独不饮,上使洁之,其将杨惠元对曰:‘臣等发奉天,军帅张巨济戒之曰:‘此行大建功名,凯旋之日,相与为欢。苟未捷,勿饮酒。’故不敢奉诏。’及行,有司缘道设酒食,独惠元所部瓶婴不发。上深叹美,赐书劳之。”
建中二年(781年)由于河北藩镇的继承问题,魏博、成德、淄青等藩镇相继叛乱,德宗任用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卢龙节度使朱滔前往平叛。不料德宗所用非人,事态发展到李希烈和朱滔也加入叛军的阵营。魏博田悦、成德王武俊、淄青李纳和卢龙朱滔同时称王,李希烈竟公然称帝。使得这次叛乱的规模持续扩大,形势也愈加于唐军不利。
神策军本来在京瓷地区镇守,但为平定这次叛乱也分批不断开赴前线。“建中二年,魏博田悦反,将兵围临洛、邢州,诏以晨为神策先锋都知兵马使,与河东节度使马隧、昭义节度使李抱真合兵救临洺。”其结果就是本来用以镇遏关中的神策军几乎全部离开了京畿地区,造成京师守备的空虚。在这种形势下,德宗仍令神策军征讨四方。为了补充神策军的兵员,只有在京城大量招募市井之徒用以充实数量。《通鉴》卷268建中四年四月条记:“上以神策军使白志贞为京城召募使,募禁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