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汝州，命志贞为京城召募使。时尚父子仪端王傅吴德令仲孺家财巨万，以国家召募有急，惧不自安，乃上表请以子弟率奴客从军，德宗嘉之，超授五品官武气凌天。由是志贞请令节度、观察、团练等使并尝为是官者，令家出子弟甲马从军，，亦与其男官。是时豪家不肖子幸之，贫而有知者苦之。自是京师人心摇震，自不保家室。时禁军募致，悉委志贞，两军应赴京师，杀伤殆尽，都不奏闻，皆以京师沽贩之徒以填其阙。”
对于此时京城之形势，当时的有识之士早已看出有累卵之危，段秀实就向德宗谏言：
“初，秀实见禁兵寡少，不足以备非常，乃上疏曰：‘臣闻天子曰万乘，诸侯日千乘，大夫曰百乘，此盖以大制小，以十制一也。尊君卑臣，强干弱枝
之义，在于此矣。今外有不庭之虏，内有梗命之臣，窃观禁兵不精，其数全少，卒有患难，将何待之！且猛虎所以百兽畏者，为爪牙也。若去其爪牙，则犬犬彘马牛悉能为敌。伏愿少留圣虑，冀稗万一。”
陆贽也为此向德宗进言，但德宗对于这一问题却始终没有重视起来。
建中四年十月，德宗诏径原节度使姚令言率领径原之师前往增援平叛，但在径原兵途径长安时，由于稿赏问题激化了矛盾，径师竟然发生了哗变。如此祸起肘腋，德宗令神策军前往迎敌，却不料在京城的神策军竟然无一人前往。德宗无奈只有仓皇出逃。而在逃跑的过程中，紧紧跟随唐德宗护驾的竟只有宦官窦文场和霍仙鸣所率之人。文武大臣如姚令言、源休、张光晨等纷纷附逆，叛军遂拥立朱沈为帝。德宗逃至奉天后，朱砒立即向奉天进军，唐王朝顷刻之间就有覆亡的危险。而此时在河北平叛的神策军主要有李最部、阳惠元部和尚可孤部等。李晨等听闻径师之变，立刻从河北回军平叛。从河北回师的这几支神策军本就为原镇守京城的精锐之师，战斗力强，且这些神策军将也多为良将。李晨、尚可孤和邢君牙等皆能精诚团结，配合作战。其间虽又经朔方赴难之李怀光的叛乱，但仍能凭借以神策军为主力平息叛乱，使德宗重回长安，唐朝转危为安。
这次径师之变对唐德宗打击甚大，使他全面改变了建中年间的政策。对于河北藩镇父子相继的情况不再过问，而对于中央禁军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将禁军的主力神策军重新交由宦官执掌。因而径师之变最大的赢家有两个，一个是神策军，另一个是宦官集团。这次能够镇压叛乱，克复京师对唐王朝有再造之功的军队便是神策军。它强大的战斗力和对唐王朝无比的忠诚，都在德宗心里留下了深深地印象。从战斗力来看，神策军能够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多次扭转战局，最终平定所有叛军；从忠诚上看神策军的表现也是无可比拟。由于种种原因，前来赴难的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竟然也发生叛乱，这对德宗的心理造成了很大冲击，与神策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加深化了德宗对神策军的好感。在径师之变中因为原神策军统帅白志贞的无能，使得德宗被迫出逃。而在此过程中许多文武大臣都背叛了唐朝成为逆臣，这些人中有德宗曾经甚为器重和信任的臣子，如姚令言、李忠臣和朱批等。故而这种情况使得德宗对于这些文臣武将均产生了不信任感。
反观宦官集团在这次事变中的表现，宦官窦文场、霍仙鸣自始至终均忠心耿耿的陪伴在德宗左右，并率领卫士勤王护驾。这些情况使得德宗在心理上产生了对比。一方面是纷纷附逆的文臣武将，而另一面却是忠心耿耿的宦官集团。自然而然，德宗对于宦官集团产生了强烈的信任感和亲切感，于是摒弃了建中初年疏斥宦官，亲任朝士的政策，开始大规模的放手使用宦官。
从深层次讲，在唐德宗时期，对于皇权统治的主要矛盾仍然是藩镇与中央政权之间的矛盾，出现了李希烈、朱泚等欲取唐而代之的藩帅。而皇权与宦官之间的矛盾在当时来看并不是主要的矛盾。因而在径师之变后，德宗一改建中年间的政策，再次将兵权交给宦官。这也是中唐以来唐朝最高统治者对武将不信任和防范政策的延续。
德宗自兴元返回后，对于神策军的统辖权进行了重新的安排。《唐会要》卷72《京城诸军》载：“兴元克复。晨出镇凤翔。始分神策为左右厢。令内官窦文场王希迁。分知两厢兵马。”将神策军分为左右厢，分别以宦官统辖。但对于神策军分为左右厢的时间，史料中的记载相互矛盾。在《新唐书·兵志》中记载在唐代宗永泰年间神策军便已经分为左右厢。唐长孺先生在这个问题上认为在兴元以前神策军不可能分为左右厢，其神策兵马使实为神策都知兵马使的偶误灭仙屠神。而对于史书上屡屡出现的关于神策军分左右的记载，如：《旧唐书·李晨传》云：“代宗留居宿卫，为右神策都将。”等。黄楼在其论文中认为“此时的神策军左右厢是指如藩镇军队中的左右厢，皆统于节度使下，实为一军。而现在所讨论的分为左右厢，并不统于一军，而是分由两位宦官监军，实为两军。”我认为最后一种说法在现阶段来看较为合理，神策军分两厢的时间应为兴元克复之后，其他史料所载代宗年间便出现的神策左右两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