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温闻言稍惧，沉吟道：“公所言有理，我今所有，不过五分之一天下。吴、蜀未平，不可操之过急。今从公言，明日便遣使奉表入城，请修长安宫，以定天子之心，平天下之恨！如此，只是我汴州与河中私战，天下人还有什么好说的？”
司马邺欣然道：“如此，大王当遂所愿！”
谁料当夜洛阳方面却遣使来报：
青州王师范暗遣牙将张居厚等二百人化为商贾，欲携兵器入洛阳城，期以元宵夜暴乱，已被发觉。张居厚见事情暴露，率众徒杀防城将娄敬思，强攻洛阳，为仆击退。逃亡途中，被仆擒来。
朱温闻信，对司马邺等将佐道：“王师范果然叛了！”仍依前计，派出使者接洽张训，说愿意修葺长安宫室，谁知又接道敬翔自汴州的书信来报：
青州王师范遣使至开封上今岁贡赋。仆观其使眼行失色，乃问其东方之事。其使果做贼心虚，供出王师范此番分遣部众将兵诈为商贾欲潜入汴、徐、兖、郓、齐、沂、滑、陕、虢、河阳等州府，期以元宵夜百姓同欢、大闹花灯、州府无备时俱发，夺取河南。事态紧急，仆不及相告大王。已遣少将友宁将兵巡视上述州府，告以实情，令其严加盘查来往商贾，谨以书信报告。
话说朱温见敬翔书信，惊得一跤跌坐于座床上，惶惶然对众将说道：“我固知王师范将叛，未知他竟造成如此巨大的动静，必有高人为他谋画。幸得子振谨慎，及时识破其谋。否则，上述州府，若失去一半，孤王大势去矣！”众将佐也是惊出一身冷汗，纷纷问朱温当如何抉择。
朱温道：“潼关之事，不能再久拖不决。我当再上表一封，令天子及早做出选择，只消授我名义，如今李存曜远在乾州，这潼关只有区区张训，岂能抗衡孤王十万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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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说明汉唐时期关中人口与粮食的关系：
秦汉时兴修的郑白渠，是关中泾水流域著名的水利灌溉工程。自战国至明代，关中盆地一直享有“天府”及“天府之国”的美誉。刘敬说关中是“美膏腴之地”。司马迁认为关中财富居天下十之六。《汉书·沟洫志》有郑白渠“衣食京师亿万之口”的歌谣，班固《两都赋》又有“郑白之沃衣食之源”的说法。张衡《西京赋》盛赞关中“地沃野丰，百物殷阜”。郑白渠“衣食京师亿万之口”的说法，在历史上流传了二千多年。多种史、农、诗歌总集、经书，都征引这句话。元明清时五六十位江南籍官员，提出发展华北西北水利以就近解决京师粮食供应的主张，其历史根据就是汉唐京师长安的粮食供应依赖关中，无需海运漕运东南粮食。古往今来，人们深信“泾水一石其泥数斗”和“衣食京师亿万之口”。郑白渠果真“衣食京师亿万之口”吗？如果不是，汉唐大一统皇朝首都长安的粮食来自何方？关中为什么不能提供足够的粮食？这里的天地人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个问题给我们什么启示？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在中国历史上，汉唐京师长安的粮食供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当时君臣曾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在今天，仍然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学术问题。20世纪以来，学者们从漕运仓储、官禄民食、生计生产、供需商贸等相关角度探讨了这个问题。三十年来，更有学者专门研究汉唐长安的粮食供应问题，对于长安粮食的来源，学者们提出了三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长安粮食依赖东南漕运，另一种意见认为长安粮食依赖关中，再一种意见认为长安粮食供应，因人口、时间等因素而异。粮食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还是一个与自然环境变化有关的问题。因此，围绕汉唐京师长安的粮食问题，还要做大量深入细致的研究工作。本文将从关中天地人关系消长角度，来探讨汉唐京师长安的粮食供应问题。
汉唐时京师长安的粮食供应，并不完全依赖关中，而是部分地依赖东南漕运。东南指函谷关以东的山西、河南和江淮地区。汉初，“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汉武帝初期，“漕从山东西，岁百余万石”。主要是漕运经砥柱之限，以及渭水水道曲折，加上封冻和水量不足，一年中只可通航六个月。元光六年（前129年）开始修漕直渠，漕运里程减少600里，漕运较为便利。此后，“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成为汉家制度。再后来，“山东漕益岁六百万石，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余谷”。山东粟、关东谷，指河南、山西之粮食。漕粮使“京师……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不可食”。司马迁关于京师富庶的描述，给人留下了多么美好的印象。但是有谁知道，汉朝京师的富庶，关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唐初，漕运规模不大。贞观、永徽之际，长安主要依赖关中，每年从山东（崤山以东）转运至关中者不过一二十万石。开元初，每年约运一百万石。开元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三年才运七百万石。天宝中，每年约运二百五十万石。肃、代、德时代（756—804年），京师依赖江淮漕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