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过一些事情后，人都是会成长的，黎汉明如此，嘉庆亦是如此。
经由上次朱珪的事件后，嘉庆虽然更加憎恨和珅了，但是他也通过那件事知道了当前自己的斤两。
在还没真正亲政时，有些事情就不能浮于表面，只能在暗中处理。
对付和珅之事，嘉庆点到即止，随后便转移话题问道：“广兴，八旗之事调查的如何？”
“回皇上，据奴才调查得知，旗人酗酒、唱戏、赌博、斗鸡、斗鹑、斗蟋蟀、泡茶馆等等恶习，已是愈积愈深，他们终日沉湎梨园、遨游博肆，迷而不返，其中又以赌博为害最烈，往往因赌而负债累累、衣食无着，甚至是倾家荡产，更有传言，此次旗人将领请缨平乱，大多都是为了发财而去。”广兴闻言立马回道。
八旗生计问题一直都是满清历代皇帝所关心的头等大事，嘉庆也一样。
此番西南生乱，大量旗人将领纷纷请兵出战，其在京谙达、侍卫、章京无不营求赴军，按说应是好事，但是旗人的德性嘉庆又不是不知道。
所谓事情反常必有妖，为了了解其中由请，嘉庆故而派了广兴暗中调查此事。
努尔哈赤建立的八旗制度，是一种寓兵于民、亦兵亦民的组织。
旗人不仅要行军打仗，而且还要承担赋税徭役，负担之重，生活之艰难是可想而知的。
实际上，八旗生计问题在入关前就已经存在了。八旗兵丁为满洲统治者打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
清入关后，对旗人实行“恩养”政策，给予八旗人种种特权，让他们无衣食之忧、冷暖之虞。旗人生下来就由国家发给钱粮。但是，满族兴起之前，是处在奴隶社会状态，以渔猎为生，生产力极其低下。
从公元1616年后金的建立，到公元1644年八旗劲旅进入北京，建立大清国，前后不到三十年的时间。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发生了急剧的改变，旗人从奴隶社会的渔猎经济一下子转变到封建社会的农耕经济，很难适应这种变化。
再加上请政府把八旗兵视为“国之根本”，只准他们以“骑射为业”不准从事其他任何行业的生产劳作。当国家财力允许时，“恩养”这些旗人还算可以。
而当国家财力有限、旗人人口不断增加、旗地变卖租赁严重、八旗官兵腐败日甚的情况下，八旗生计问题就越来越成为清朝统治者一个最为棘手的重要问题。
这个问题清代历朝皇帝虽然都煞费苦心，千方百计地去找出路，却丝毫不见起色。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八旗官员任职方面，划定固定的满缺，为旗人入仕任职造更多的条件；在俸饷方面，八旗官员按九品文官级别领取官俸银粮，八旗兵丁按五等级分别领取粮饷，无论官俸，还是粮饷，满族八旗都远远超过蒙古、汉军八旗。
此外，清廷还在北京周围五百里之内强行圈占民地，在八旗内部按等级分配，在京畿地区建立数量众多的旗人田庄，以其收获养活旗人。清廷本以为上述做法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旗人生计问题。然而，历史的发展是不以清朝统治者的意愿为转移的。
康熙中叶后，旗人内部开始分化，少数旗人仕途发达，凭借高官权势积累大量财富；而多数旗人丧失或部分丧失原有的经济基础，以至负债累累。
为解决八旗生计问题，康熙皇帝曾从国库拿出银两，平均旗人每户获赏银数百两，但仍无济于事，很快旗人又将其挥霍的荡然无存。
雍正即位后，也曾赏给八旗兵丁钱粮数次。每次约三十五六万两。可是，“不及十日，化为乌有”。
雍正为此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提出了严厉的整饬旗务的措施。
从清理拖欠钱粮，安置贫穷的八旗兵丁；到清理调整土地，使旗地归旗民所有；从移民边垦，设教养兵，到设立八旗米局，滋生利息，增设养廉银，补贴八旗；从想方设法节省开支。到严格规定服制，打破旧俗，减轻旗人负担。
虽然如此苦心经营，但效果始终不大。相反，这些措施尽管保护了八旗官兵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也缓解了八旗生计的尖锐矛盾，但客观上也保护了八旗官兵的惰性，产生八旗生计问题的根源还是未能彻底解决。
至乾隆朝，八旗生计问题以相当严重，甚至出现了旗人无法生活下去，隐瞒身份冒充民人卖身为奴的事件。这种情况表明，旗人生计问题已经恶化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
乾隆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即位初期便以整顿旗务为名，发布了令汉军旗人出旗自行谋生的谕旨。
但是不管是康熙时采用赏赐银两，雍正时创设养育兵等制，乾隆时以汉军出旗之缺增补满蒙兵员等手段，因八旗人丁固执成法，脱离生产劳动，缺乏谋生之术而成为游手好闲的人，朝廷代筹生计，不使自为谋生，终无良策伟略。
嘉庆即位后，八旗状况更为严峻。其一是组织涣散，战斗力丧失。高级将领养尊处优，玩忽职守，把勤习骑射训练武艺，处理公务，整顿营伍全行不顾，而一般士兵则在京城及各驻防地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
其二是风气堕落，生计艰难，违法乱纪案件层出不穷。由于长期享受养尊处优的生活，旗人好逸恶劳的恶习根深蒂固，他们日就华靡毫无节制，甚至终日居家饮酒唱戏，游荡赌博，每月饷银到手后首先沽买酒肉以供醉饱，不旋踵而资用告匮，只好靠预借饷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