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独树一帜
有一句俗话，叫“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这话的确有理，首先，读书人皓首穷经者较多，虽然学识渊博，却缺乏社会实践，特别是与社会底层的民众，严重脱节，而造反所需要的，正是社会底层民众的支持，没了他们，兵员从何而来，粮秣从何而来？
其次，读书人的社会地位，普遍比较高，大部分情况下，都属于得利阶层。因此，也就缺乏社会底层民众的那种造反的决心。很多时候，读书人们所谓的“造反”，大多是因对当局不满而嘴上发发牢骚罢了，缺乏真正的决心和动力。
但，这绝不意味着，造反就是件粗活，是一件没有技术含量，不需要“秀才”参与的事情。相反，历数一下从古至今的农民起义军领袖，其中有不少人，还真是“秀才”出身，比如唐末的黄巢，清末的洪秀全。即便不是“秀才”充当领袖，农民军但凡想要真正壮大起来，甚至是能够改朝换代，建立新政权，其中必定少不了读书人的出谋划策。
前面说过，读书人的社会地位，普遍比较高，属于得利阶层，可以从统治阶级的统治当中，分润一定的好处，所以，他们造反的积极性，是相当低的。可是，一旦一个政权，连这些得利阶层的利益，都没法照顾到了的话，那这个政权，可真就到了分崩离析的时候了。
后人在总结清朝灭亡的原因时，认为其中有一点也相当重要，那就是清朝太过草率的终结了科举制度。
也许有人要惊讶了，科举制度在清末那会，不早就成了僵化的制度，早就该被时代的浪潮所淘汰了吗？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可以说是他们为数不多的进步举措，怎么反倒成了清政府灭亡的重要原因呢？
没错，正因为这一举措是“进步”的，所以“反动”的清政府施行了这一“进步”举措后，反倒加速了他的灭亡。
原因其实很简单。清朝开国两百多年来，一直是靠科举制度，来笼络、控制汉族的知识份子阶层，依附在科举制度上的既得利益集团，经过这两百多年的发展，早就庞大得难以描述了。清朝政府若想巩固自己的统治，就必须把科举制度坚定不移的延续下去，才能让这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支持清政府的统治。
可惜，到了清末，清政府的权威和控制能力，已经大大衰弱。汉族知识份子集团，早就或明或暗的向清政府索要更多的权力了。然而，清政府不仅不愿意渡让一部分权力来争取汉族知识份子集团的支持，反倒搞出一个“皇族内阁”来，最后，竟然更进一步，废除了科举制度——这一下子，就把千千万万本来还想凭借科举制度成为人上人，成为“官老爷”的读书人的晋身之路，全都给堵死了。你说，他们除了铁了心的去推翻清王朝外，还能有第二条路走么？
这也是刘照对黄巾军中的读书人特别警惕、提防的缘故，也是汉王朝在平定黄巾之乱时，为何首重颍川郡的缘故。没有足够的读书人充当智囊，仅凭普通百姓造反作乱，成果终归十分的有限。而一旦有大量的读书人参与其中，甚至是整个士人集团都与朝廷离心离德，反过来去帮助农民起义军的话，那改朝换代的日子，肯定不远了。
从历史上的经验教训看，其结果，无非是两种，其一，士人集团借农民起义军之手，成功推翻了当局政权，然后窃取了起义的成果，建立起了新的王朝，比如汉光武帝刘秀，唐高祖李渊。其二，则是士人集团辅佐农民起义军当中的一位，推翻当局政权，建立新的王朝，比如明太祖朱元璋。
这一回，在凉州发动叛乱的，本来都是诸羌部族的首领。这些首领，大多都粗鄙少文，思维还停留在游牧部族掠夺为生的阶段，即便有少数汉化程度较深、见识较为长远的，其水平，也远远达不到祸乱天下的程度，最多，也不过又是一次规模较大的羌族叛乱罢了。
但是，有了边允、韩约的加入，这场叛乱，一下子就变了性质，特别是韩约在突破心障，撕破面皮之后，更是毫无保留的辅佐起了宋建和王国，这就让金城方面的叛军，一下子发生了质的蜕变。
而建议王国自称天平将军，宋建自称平汉将军，就是走向这蜕变的第一步，也是十分重要的一步。
“名不正则言不顺”，大义名分这种东西，若是没有实力的衬托和保障，固然显得十分苍白可笑，然而，若是视其如无物，弃之若敝履，也是要大大的吃苦头的。
历史上，齐桓公越俎代庖，代替周天子向天下的诸侯发号施令，用得是“尊王攘夷”的大义名分；汉初七国之乱，吴楚等反叛的诸侯王，用得是“清君侧”的大义名分；明初燕王朱棣造反，用得是“奉天靖难”的大义名分。
到了农民起义军这里，口号和旗号，就更加重要了。历代的农民起义军，无一不是打出了“均贫富”、“均田地“之类的口号，来争取广大民众的支持。而一旦时机成熟，他们也会各自打出旗号，自建政权，与当局政权分庭抗礼，吸引更多人来参加。诸如张角三兄弟的”天公将军“、“地公将军”、“人公将军”的称号，黄巢“冲天大将军”的称号，明末韩山童“明王”的称号等等，都是此类。
而韩约所建议的“天平将军”，其中就有“平均”、“平等”、“公平”的意思在内，天平，本就是一种衡器，西方的司法女神朱蒂提亚，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