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说，这是一场由并且由政府官员主导的，政府暴力机关发起的，以饥民为主体，有组织，有计划，非常成功的农民起义。”
李笑梅对左冷禅的五省剿匪行动做了以上的定义。
其他人都跟着点头，只是农民起义让官员来领导，这也太违和了吧。
“楚大公知，既然农民起义的危机已经解除，那么我们应该可以讨论明末的其他问题了。”常弓作为凯申物流的老大，觉得应该把整个讨论的范围拉到有意义的地方来。
“这个……虽然看上去我魂穿的魏忠贤是权倾朝野，其实我一个人是做不了主的，我也知道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你们的服务是要收钱的，不过要怎么付账不是我说了算。”楚流香说。
“你可是九千岁啊，怎么做不了主？”汤爱民觉得奇怪。
“我还要请示当今皇上天启帝朱由校啊，没他的批准，魏忠贤的阉党是没办法做事的。”楚流香很认真的说。
“这朱由校不是明朝有名的昏君吗？怎么你还要听他的？”白小龙听到这个回答感觉有些不对劲。
“朱由校是昏君？昏君你妹啊！他的智商可比我高多了！我都不知道到底我是穿越者，还是这个朱由校是穿越者，他才是阉党的幕后大老板，我他妈就医背黑锅的！”楚大公知非常激动。一脸的委屈。
“等等，朱由校不是昏君，这和我们读过的历史不一样啊。”陈修明显被楚大公知的话给震惊了。
“你确信你看过真正史书吗？你看到的只是传说，不是正史。真正记录在史书上的天启帝可是一个有为的君王，人们常说他做木匠不务正业，可是拥有这么强动手能力的人会是傻子吗？工科的优秀人才智力低下，这不科学。明显是有人在黑他，这也难怪，得罪谁都不能得罪那些拿笔杆子的人啊。”
李笑梅看的书最多，所以最有发言权。
主流历史舆论一直给我们的灌输印象就是，天启大概是一个只会做木匠的白痴皇帝，还是个文盲，喜好的除了做木匠，就是吃喝玩乐。
但看《明熹宗实录》发现不是这样，实录中记载天启皇帝御文华殿讲读的记载比比皆是，对军国大事亲自发表议论更是史不绝书。从真正严肃的史料来判断，天启皇帝文化水平是高的，头脑也是聪敏的，他对军事、对用人的许多意见往往比他的臣下更高明。
考察那些抹黑朱由校史料的源头，都是些私人笔记里道听途说，辗转传闻，或者在一些事实的基础上添油加醋的臆测。
大部分人印象里天启皇帝因为做木匠而不理朝政的说法得自于清人王士禛的《池北偶谈》：“有老宫监言：‘明熹宗在宫中，好手制小楼阁，斧斤不去手，雕镂精绝。魏忠贤每伺帝制作酣时，辄以诸部院章奏进，帝辄麾之曰：‘汝好生看，勿欺我。故阉权日重，而帝卒不之悟。’”
而王士禛的《池北偶谈》记载的源头又当是出自明太监刘若愚在崇祯年间写成的《酌中志》一书。
《酌中志》的原文是：“……或有紧切本章，体乾等奏文书，一边经管鄙事，一边倾耳注听。奏请毕，玉音即曰：‘尔们用心行去，我知道了’。所以太阿之柄下移”
熹宗心灵手巧，善于机械设计，精于建筑家具的制造，具有这方面的天才是事实。但说天启皇帝为了做木匠就不理朝政，这不过是辗转传闻之后，对事实的歪曲。《酌中志》里也说一边经管鄙事，一边倾耳注听。所谓太阿之柄下移不过是刘若愚自己的揣测。
天启时期，知识分子群体东林党的处境惨了一点，也就难怪天启被丑化成极度无能不堪。刘若愚在写《酌中志》的时候，正是崇祯时期被关入狱中，本身为了急于脱罪，撇清和魏忠贤等的关系，也就难免顺着当时的主流舆论说天启喜欢做木匠，而让魏忠贤窃权了。
从更严肃一点的历史资料来看，天启也绝不是那些文人口中昏聩无能只会做木匠的皇帝。
就以清修《明史》说好了，尽管在本纪里对天启极尽丑诋能事，所谓“重以帝之庸懦，妇寺窃柄，滥赏淫刑，忠良惨祸，亿兆离心，虽欲不亡，何可得哉”
但在有些地方也是不得不透露了点真实情形的。比如在明史孙承宗传里提到“帝每听承宗讲，辄曰‘心开’，故眷注特殷”。
给皇帝讲课不是能随心所欲的，内容都是有规定的。不象现在说书先生一样，光捡那些好玩的有趣的，哄小孩子开心的故事讲就行了，其基本内容还是要局限在儒家的经典著作上。孙承宗课讲的好，固然是一方面。但天启皇帝能听这种课程，听的很开心，那也绝对是一有灵性的，头脑聪敏的好学生。
同样是《孙承宗传》里还有一处记载，也表明天启皇帝除了对做木匠感兴趣之外，还对一件事情很感兴趣！
这件事情是什么呢？看看下面的记载：
“帝好察边情，时令东厂遣人诣关门，具事状奏报，名曰‘较事’”。
一般来说，皇帝对于边情，听官员的奏报也就可以了。但天启皇帝显然对军事边防的兴趣并不仅仅限于例行公事的听奏报，而有更大的主动性，积极性。所以才会另外专门派遣东厂人员去探听边防情报。而这种积极主动的情报意识可能是大部分明朝文官都不具备的，看看后来袁崇焕、王洽等人在情报工作上的麻木无能就可见一斑了。那时候的天启皇帝也不过十六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