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质差的人一旦掌握了公共权力，掌握了任意宰割老百姓的权力，那他的破坏力是惊人的，他们对体制的冲击是毁灭性的，让普通人对社会怨恨、绝望，有一种屈辱感，不公平感，从而丧失对生活的信心。
就拿赖春红来说吧，他在党校可以说是一手遮天，他想用谁就用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出去玩了，随便找个理由，就可以以参加会议或者交流的名义，出省、出国旅游考察，也可以说是度假，想花多钱就花多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真正做到吃喝嫖赌全报销，随便开个**，就报了账，反正财务、会计、办公室主任都是他一手提拔的心腹，大家都是一条线上的蚂蚱，心知肚明就得了。
而普通人，他给你制定的规矩多了，迟到一次，口头批评；顶撞领导一次，扣三十块钱奖金。反正鼻子大压嘴，什么都是他说了算。就拿出差这件事，他可以住五星级酒店，一晚上消费上万元，你要是小百姓一个，只能住80块一天的低级宾馆，在有些城市里这样的酒店根本就不好找。
什么都讲个三六九等，什么都论级别，这种典型的官本位思想，在生活中真是发达到了极点。你作为一个普通人，每天一睁眼，就要自己提醒自己，我是个什么身份的人？怎么做才合乎我的身份？每一个环节都是对你身份的提醒，对你尊严的伤害，提醒你是个小人物，牛气不得，受气是你应该的命运，要忍气吞声，这样一天天活着，真他妈的累死人！
就拿党校的职工来说吧，就有七种等级，校领导，系主任，副主任，一般的普通职工，有编制的职工，没编制的但有聘用合同的职工，临时工。
张青云报名，他又像发现世界奇迹一样，发现自己在党校的地位虽然低下，位居第四等，属于有编制的普通职工，但到了学校的报名处，他才知道，就自己这个身份，到了这里，和农民工兄弟和失业的小市民一比，自己的地位升了，变成了第一等。
原来学校的报名通知上明明白白的写着，新生报名分六种情况：第一种，有居民户口本，有房产证的；第二种，有居民户口本，没有房产证的，但有购房合同，有**，有单位证明的；第三种，农民工子女，有打工单位证明和居住证明的；第四种，三代同堂的，户口随祖父祖母的，有房产证；第五种，拆迁户，有户口本，有拆迁证明的；第六种，有户口本，租房户，有街道和居委会证明的。
哈哈！张青云判断，世界上或许没有任何一个别的国家有我们如此详细的儿童入学规则，你的户口，你的经济状况都写的明明白白，你是什么样的人，属于哪个等级，小孩子从小就知道的一清二楚。
他的心灵从小就受到了伤害，父母是个没本事的人，他连房子都买不起，他是个居无定所的人。孩子会认为，我们家是穷人，别人看不起的人。
这种人为的划分，这种等级森严的制度，深入到每一个人的骨髓里，压得人几乎喘不过气来。
小时候经常唱，砸碎万恶的旧社会，翻身农奴得解放。以为到了新社会就人人平等了，谁料想有关部门创造的户籍制度、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和一些大城市人为制造的门槛，让张青云这种出身于社会底层的人，感到人生是越活越复杂，似乎每前进一步，就有被脱一层皮的感觉。
就是因为你的出身、户口、贫富、长相、气质、社会关系，你随时面临和别人的不公平竞争。同是一个大学毕业的，就因为人家会投胎，父母是北京人，他天生就有了留京的指标。你是外地孩子，学习不进入前几名，得不到留京指标，你就只好哪里来到哪里去。他可以不劳而获，不用跑就到了终点；而你必须拼命跑完全程，还要把大批的对手比下去，获得好的名次，这你才有资格到达终点，这是什么狗屁逻辑？什么狗屁的制度设计？照这个逻辑推出的结论只能是这样的——首都是北京人的首都，不是全国人民的首都。
张青云带着儿子在街道上溜达时，每每看到在城市的建筑工地上打工的农民兄弟，穿着脏脏的衣服，戴着安全帽，皮肤被晒得成了焦碳的颜色，裤腿上不是泥就是油漆，脚上的皮鞋早已经变了型，看不出原来是黑的还是白的，肯定从来没有擦过。他们嘴里叼着劣质的香烟，走路一摇一晃的，还哼着小曲。
张青云看着他们就出神，就想到自己当初要是没考上大学，就会和他们过一样的日子，每天乐乐呵呵的，农忙时回家种种地，帮帮乡下的老婆收割庄稼；农闲时就到了城市里，凭自己的手艺打工挣点活便钱，也没有时间读书思考问题，也不会有任何怨天尤人的想法。随便得到一点东西，就感激得要命，满足得要命，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另一种“幸福”。
“幸福”，做农民实在是“幸福”，不是有一个调查吗，问中国现在哪个阶层的人感到最幸福？结果网上公布出来了，是农民，农民的幸福感最强。
于是就有专家学者出来，立即论证为什么农民感到最幸福？发了一通鸿篇大论，结论是农民们生活在现在，实在是应该满足了。张青云看了他们的议论，心里骂了一句“王八蛋！狗日的！”就你们那水平，还配称专家，歇了吧你！要是在一个公平竞争的社会里，就你瞎子摸象似的搞出的那种东西，也叫成果！不饿死就算不错了，实在不配坐在那么好的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