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后岗类型的年代约为前4500—前4000年，可以考虑前4000年左右蚩尤族为炎黄所战败，然后蚩尤族南下长江流域或四散而去。按苏秉琦先生认识，考虑辽西地区红山文化为黄帝文化，然后将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均视为炎帝文化。在前4000年左右，半坡类型基本上已消亡为庙底沟类型所取代，北上与红山文化交汇者仅庙底沟类型，但二者相较庙底沟类型的繁盛非红山文化可比，是前者进入辽西影响了后者，而非后者南下影响了前者，这与传说中的黄帝胜炎帝基本史实不合。后岗类型的主要分布区为豫北、冀中南，无论红山文化或庙底沟类型均未对此区发生重要影响，亦未在此立足，故谈不上炎黄联合战蚩尤一事。
其三，侯仁之先生据古代自然地理条件推断，认为太行山麓以东的大平原为洪泛区，曾经存在大面积的沼泽，不利于古人类居住（侯仁之《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141--15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邱维理等以河北内丘、肃宁两种类型的沼泽沉积剖面为依据，分析华北平原古洪水特征及其对古代人类活动的影响，认为距今7000--4000年间，华北平原洪水频繁，洪泛沼泽影响时间较长，形成湖沼众多、不利于人类活动的自然环境。为避免洪水的侵袭，古代人类选择地势较高的山前洪积台地或人工修筑高台居住，使得华北新石器时代遗址大多分布在山前地带，并且具有“高台文化”的特点。华北平原考古文化遗址呈现自山前至平原，时代由早到晚的分布特点，平原内部直到春秋、战国以来的考古遗址才逐渐增多（邱维理、李容全、殷春梅《华北平原全新世古洪水及其对古代人类活动的影响》，全国第六届科技考古学术会议论文）。华北平原史前时代这种差强人意的生存环境，不当是大规模的炎黄蚩部族争战之地。
其四，苗族关于炎黄蚩战争的神话传说多是讲战争发生在浑水河边的蚩尤坝上，此“浑水河”学者一般理解为即黄河，又将其定位于黄河中、下游。据此判断，炎黄蚩战争应是在黄河两岸，而不当是今日之冀中、冀西北。但战争发生在黄河中、下游两岸也讲不通。流传于贵州关岭一带的苗族传说《蚩尤神话》将蚩尤与黄龙公、赤龙公（即黄帝、炎帝）之间的战争称为“打龙之战”（这证明蚩尤族憎恨龙。贵州施洞地区苗族龙舟节正是起源于苗民对恶龙的憎恨，参见钟凯琼《贵州施洞地区苗族龙舟节》，《中国文物报》2004年6月18日），其中称黄龙公的兵将被蚩尤打败了不甘心失败，过了一段时间又兴兵逆“黄河”而上，再次进犯蚩尤族。这证明黄帝族居“黄河”下游。战争如发生在豫、鲁黄河两岸，则黄帝族是从海上或山东地区向上游的蚩尤族进攻，这与古史传说的基本面相违，因黄帝族的大本营不可能在山东地区或海上。
其五，诸先生补《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载田千秋上书曰：“父子之怒，自古有之。蚩尤叛父，黄帝渡江。”杨汉先《贵州省威宁县苗族史传说》讲蚩尤与黄帝之间的战争说，敌人（黄帝方）乘七十只独木舟及七十对大析船渡江而来，作了七层的包围，战争展开在图南玉末河边的公牛关。这些是关于炎黄蚩战争的极为贵珍的资料：大河才可称江，因此战争发生地绝不在今日之冀中、冀西北，当然这个“江”也不是指长江，而应是指黄河、浑水河（因黄土高原为风沙、尘土堆积而成，且由于黄土侵蚀，故黄河、渭河在新石器时代也当为浑水河，只是浑浊程度不及历史时期）。但是“黄帝渡江”也不是指豫、鲁间的黄河段，因在整个后岗类型期，豫、鲁黄河两岸都找不出哪种考古学文化可附会为黄帝文化。
以后岗类型为蚩尤裔、九黎族文化，西水坡45号墓为蚩尤墓，半坡类型为炎帝文化，自然推出后岗类型的主导人群、西水坡45号墓主当来自渭水流域半坡类型。文献证据：蚩尤为炎帝后裔，因与炎帝相争而导致黄帝介入，炎黄联合杀蚩尤，所以蚩尤族、蚩尤文化应与炎帝文化紧密相关。考古学证据：西水坡蚌塑龙、虎、鹿在同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中仅能在仰韶文化尤其是半坡类型中发现（参见拙稿《“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26，lel），而且西水坡45号墓的下葬年代正是后岗类型的起始年代。据此，炎黄蚩战争发生在渭水下游至晋南这一地区。
炎黄蚩战争的文献证据：《禹贡》“冀州”含渭水平原而不是后来文献所称的“两河之间”，黄帝杀蚩尤的“冀州之野”（《山海经？大荒北经》）、“中冀”（《逸周书？尝麦篇》、《尸子？卷下》、《路史？后纪四？蚩尤传》）正是渭水下游至晋南地区（参见《“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18--22，lel）。考古学证据：半坡类型典型多人二次葬墓地集中于渭水下游地区，其中元君庙、横阵墓地年代与西水坡m45相若，当为炎黄联合杀蚩尤所致，史家、姜寨二期墓地年代偏晚，当为后来炎、黄两族大战所致。黄帝族自晋南“渡江”，从渭河下游逆河而上帮助炎帝族征服蚩尤，所谓“浑水河”当指渭河，“蚩尤坝”指渭河平原，“公牛关”指潼关。庙底沟类型为黄帝文化，其正源为晋南北橄遗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