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82节塞上秋来（上）
对这些来之不易的宝贝书，我总是爱不释手，整天整天地翻着看着，看好几遍都不过瘾。看到高兴时，还会将鼻子凑上去，一次又一次地闻嗅图片与文字间那淡淡的墨香。我记得，墨香与那个时候小吉普跑过大街时散发出的汽油味，与鞭炮炸响时腾起的火药味一样好闻。
即便晚上睡觉时，也舍不得放手，要么搂在被窝里，要么压于枕下，生怕让母亲故事里的贼偷走。直至看过多遍，对其中的内容熟悉得不能再熟悉时，才会出手，或跟关系要好的小伙伴们交换着看，或将封底的定价用钢笔进行涂改，再以高出定价几分钱的价格卖给低年级的小伙伴们。卖书后，不仅有了买新书的钱，还能赚到一小点利润。这点小利润虽不可观，但却非常令人高兴。我是转卖小人书的高手，像个小商人。当然，那些特别喜爱的小人书是从来都不舍得出手的，而是将其视若珍宝一直保存着。时间久了，就翻出来，重温一下。
小人书伴我成长，从小学一直到了初中。初二的时候，随着各类期刊和出版物的日益增多，小人书突然就不流行了。与我同龄的、比我年纪小的孩子，都一个个不怎么爱看了。逐渐长大的我，也很快对此失去了兴趣，转而开始看、开始买一些全是文字的书报。初三之前，我囫囵吞枣地读完了《西游记》、《水浒传》、《封神演义》、《隋唐演义》《岳飞传》、《杨家将》、《刘胡兰传》等一些大部头书。其它一些报刊，如《故事会》、《河西民间文学》、《今古传奇》，也深受我喜爱，尤其是《故事会》和《河西民间文学》这两本杂志，成为最吸引我、最让我魂牵梦绕的刊物，被我订阅了至少三年。
除此之外，也会响应老师的号召，选订几本与学习有关的书报，如《中国少年报》、《作文》、《作文通讯》、《少年文艺》、《全国中学生优秀作文选》、《中学生》、《中学生数理化》，等等，但这些书的订阅，一般全花“公款”，由父母掏腰包。
对一些在书店可以买到的书籍，我会不厌其烦地跑到县城，亲自买上，而对于那些只能从邮局订阅才可以看到的书报，则只有盼着邮递员登门来送了。每天上午，那个一身制服的绿衣使者，成了我最喜欢、最渴望见到的人。邮递员是一个年轻人，每天上午十点左右、上课间操的时候来学校一次。虽说天天见他，但我天天都像盼星星、盼月亮似的盼望见他。一望见那辆墨绿色的自行车驶进校园，我们几个爱看书的学生就兴奋地跑步迎了上去，并一直追随着他在教师办公室门前停下车子，支好车架。
在他立足未稳的时候，我们就迫不急待，甚至是惴惴不安地向他打问今天可否有我们所订的杂志或报纸送来。一待得到肯定回答，众人立马就手舞足蹈，一阵欢呼；而一旦得到否定回答，则顿时就会哑然失声、再无一言。我们此种小孩心理自然逃不脱这个长我们十来岁的邮递员，所以，有时他难免会调一下我们的胃口，故意说反话，一惊一咋，搞得我们痛苦极了。这个邮递员的名字我至今仍然记着，叫杨成林，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我上初中的那三年，他一直都给我们学校以及附近十几个村子服务。
为避免他忽悠——那时还不兴忽悠这一说呢——或让他把如期出版的书报及时、及早送来，我们经常会想方设法地讨好他。如夏天的雨后，给他把一路骑得泥泞的自行车擦得干干净净；冬天的雪后，不仅主动给他在校园里扫出一条路，还会把积雪从校门口沿着他每日来时的路，再扫上好几百米。
我们这几个懒虫，连一周一次的教室值日都经常偷懒，却非常心甘情愿地为他服务。杨成林很敬业，驮着十来个村的邮包，早晨从县城出发，一路送来，到中午才能送完回去。但他每天都按时来去，风雨无阻，风雪亦无阻。刮风时，戴一副足可遮住半张脸的风镜；下雨时，穿一件连人带邮包都裹得严严实实的大雨衣；下雪的时候，就完全成了一个圣诞老人。有一年夏天，他曾一连三天都没有来，把我们急得呀，那个心急如焚、望眼欲穿、不知所措的样子，真是无法形容。第四天，他终于来了，送来了我们盼望已久的书报。交谈时得知，那几天没来，是因为生病了。众人一激动，马上就凑钱，到校门口的小买铺，给他买了一根当时最贵、最好吃的香蕉牛奶雪糕。
那时的书报，虽订有几份，但不爱学习的我，除了看其中故事性稍强的文章外，大部分内容根本看都不看。这些故事性较强的书报，继续培养了我的读书兴趣，也使我对语文课越来越情有独钟。这是好的一面，积极的一面，但不好的一面是，我的看书行为不仅发生在课下，更多的却是表现在了课上，经常在课上偷看，甚至把课上看书作为一种消磨时间的手段。这种不良行为始于小学高年级，到初中时表现得尤为严重，最终的结果是，书虽没少看，但学业也没少荒废。
中考落榜后，进入复读班的我，从此就与那些昔日昼思夜想、爱不释手且被称为闲书的读物彻底决裂了，相应地，与学习内容密切相关的教辅书籍则成了购买的主要对象。上高中之后，我来到县一中读书。一中离书店近，这样隔三差五便能前来光顾一次，或看书，或买书。去年秋天，离开家乡之后，就很少再来了，但这个简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