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朝四年四月初二那个愉快的夜晚之后，张海就叮嘱柳香要准备迎接繁忙的挑战了。经过这一路上以来的思考，张海对于以前的一些迷惑也大致的理出了一个头绪。
第一：只要不是打算仅仅为了维系王朝的长久而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儒家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基本面貌应该予以废除。在军队和行政领域，乃至最为核心的情报领域，这政权的三大支柱里没有旧知识分子的多少空间。
不论是真儒还是伪儒，他们的基本主张同革新变革乃至一个臃肿落后国家的崛起，并要在世界上谋求自己利益的时局来说，都是不和时益的。就像在那春秋战国时代，儒家也只是一家之言而没有得到多少赏识一样。更不要说在这个时代：旧知识分子乃至整个社会的旧精英群体已经腐朽了，死去了。
即便依然像两宋那样还有一些活力，如果要开科举让这些人充斥行政领域，那也无助于做到如今新朝所需要他们去做的实事。从某种意义上说：行政领域或是军事领域，一个干部最重要的能力是听话，倘若自己有各种各样圈子和关系网，只能使做实事的效率变的更差。
而且：传统意义上的科举制度会让那些金榜题名的读书人认为自己是凭借自己的努力而在竞争中获得的地位，并非政权或帝王本身的“赏赐”，不说新朝政权同那些人的旧仇旧怨，也不说儒家把宗亲利益拔不恰当高度的意识形态，单是这一点儿，就很难让这些人拥有真正意义上的忠诚。而明末儒家思想意识形态的演变，和后世某些人对精英阶层的吹捧更让张海对这些人持不信任感。
第二：一个政权需要听话的忠实执行者，也需要“君子合而不同”的声音。类似御史，传媒，还有西方体系下做为一个政治支柱的律师等等。这些岗位是现代政治体系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让给同新朝政权有着莫大相关利益的群体，如军队中的势力乃至自己的那些弟子，当然会产生很大的弊端。还不如交给某种意义上的“外人”，也就是并非新朝体系下的特殊利益群体才更为恰当一些。至少在新型知识分子成型量产之前，这也是针对新朝当下周天子一般的落后政权格局的一种“现代化补偿”
新中国在历史上也做过这样的尝试，不过受限于历史和特殊的政治意识形态需求，不可避免的走了这样或那样的弯路。
张海前世今生都对西方那套社会模式与社会理想并不欣赏。但还是认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把律师或记者乃至司法人员拔高到西方社会那种堪比东方社会下的官僚甚至贵族一般的高度有其害处，但做为政治必要的平衡与补充也是必不可少的。在一个正常的现代化社会，律政司法人员本应成为拥护现有秩序反民粹的保守主义者，，而不是潜在意义上的反贼或异见者。
这些话，张海没有再像以前那样在心中隐瞒，而是在下午会见众弟子之前就对将要被委以重任的柳香讲了出来。
“律师是什么？”柳香有些猜测，但为了确认还是问道。
“就是讼师”张海回答道。
“这种人可以有这样的地位吗？有突出贡献和名望的人还要列为类似八议一般的高官贵族般的地位？”柳香对于行政领域其实并不十分精通，但也知道讼师在的声望似乎并不怎么样。
张海仔细思索后说到：“如果一个行业是一个风险极高而缺乏合法地位的行当，甚至还没有任何资格准入制度，民间的名望也不怎么好。吸引入行的从业者就必然是那些不怎么安份守己，利欲熏心之人，其素质和人品必然是良莠不齐。但如果能像以前的朝代对于有功名的人那样有必要的资格考核，有必要的要求和遴选，而且多少有必要的威望，就算当中有一些害群之马，其素质也必然高于普通行业中的人。就像我们的某些战士，在战场上他们面对敌军的时候虽然未必多么出类拔粹但也算是合格的，不过到了地方上，如果公平看：他们的表现恐怕还真不如某些读圣贤书之人。我们不能期望这世上的每一个百姓遇到不公之事的时候都有像我们一般的本领和权力淡然处之，甚至这些人走上千里之远告御状也将是成本和风险极为高昂的。一个为民请命，帮助人们走律法途径寻求帮助的人，有什么理由仅仅凭借这个行业的一些现象而做为整体否定之？以作官为目标的传统的读书人不喜这样的人，官僚体系也不喜这样的挑战者，但我们的政权，我们的世间需要这样的行业来克服执政过程中的不少弊端。许多对这个行业的指责在我看来是不应有也不必要的。”
柳香自幼在张家长大，对于讼师的印象也不过是来自并不算多的传闻而已，因此并没有太多的偏见，张海这样一讲，也觉得有些道理。
张海又说道：“如果这个行业能够正常，那么各个地方要处理的案子也的确会大幅度增加，这超过了传统政权的应对能力。按照我们现在掌握的一些情况和所进行的一些调查：民风一般的地方，不存在宗族私刑出了任何事情完全靠政府的情况下：每万人每年大概有万分之十的刑案率，一个中上等的县大概每年会有百件左右的案子。如果包括民事和商户纠纷，那一个十万人口的普通县级单位或府城一年之中就会有几百案件，如果严格执法，不为了所谓的稳定和稀泥，那么一个十万人口的民风中等的地方还需要足够关押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