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结婚后的那年7月有三起重要的案子使得我难以忘怀，因为这些案子是我与福尔摩斯一起侦破的，并且我有幸研究了他的破案方法。我在笔记本中记下的这三起案子的标题：《第二片血迹》《海军协定》和《疲倦的船长》。但是第一个案子关系重大，牵连到国内的许多达官贵人，以致多年内都不可能公之于众。然而，在福尔摩斯所侦破的案子中，这起案子最能清楚地说明他的分析方法的价值，也给合作者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我至今还保留着一份几乎逐字记下的谈话记录，这是福尔摩斯向巴黎警察署的杜布克先生和但特齐格的着名专家弗里茨·冯沃尔鲍讲述案情真相的记录。他们两人枉费了许多精力，因为结果证明他们搞的都是一些枝节问题。不过，这个案子恐怕要等到下一个世纪才能见报。因此，我还是把第二个案子发表出来，因为这个案子也是一度震惊全国的大案，有些案情使这个案子具有独特的性质。
在我求学的时候，曾与一个名叫波西·费尔普斯的孩子交往十分密切。他跟我同年但比我高两班，是个十分聪明的孩子，几乎囊括了学校所有的奖项，毕业时得到的奖学金使他能在剑桥大学继续他那辉煌的求学生涯。
我记得他的家世背景极好，甚至我们还是小孩子时就知道他的舅舅是有名的保守党政要霍尔德赫斯特勋爵。但这显赫的背景对他在学校并没什么好处，相反的，反而使我们觉得在玩耍时欺侮、追逐他或用球杆打他的脚背是件很刺激且痛快的事。不过，他进入社会后，就完全不同了。我隐约知道由于他的能力，再加上显赫的家世影响力，使他在外交部得到了一个很不错的职位。这之后，我就完全没有再想到过他了，直到下面这封信寄到我手中，这才又唤起我对他的记忆。
寄自沃金布里尔布雷
我亲爱的华生：
我相信你还记得“蝌蚪”费尔普斯，那时我上五年级，你上三年级。也许你听说过，我凭借舅父的关系，在外交部弄到一个美差，很受信任和尊敬。但后来发生了一件可怕的灾祸，我的前程将就此毁于一旦。
我不愿在信中向你叙述那桩可怕的事件。如果你答应我的请求，我可以把详细情况口头讲给你听。我突患脑神经疾病，大病了九个星期，现在刚刚恢复，身体依然十分虚弱。不知你是否能邀请你的朋友福尔摩斯先生一道前来看我？尽管当局对我说，此事他们已经无能为力，但我仍然希望听听福尔摩斯先生对本案的看法。请你邀他尽快前来。事情悬而不决，更令人惊恐，使我度日如年。请你向他说明，我没有及时向他请教，并非我不钦佩他的才能，而是当时大祸临头，搞得我自乱阵脚。现在我头脑已恢复清醒，不过仍然害怕旧病复发，不敢多想此事。我至今身体非常虚弱，你可以看出，此信由我口述，请人代笔的。
请务必邀请福尔摩斯先生前来。
你的老校友波西·费尔普斯
我读了这封信很是震惊，他反复请求邀请福尔摩斯同去，真的令人同情。我深受感动，即使这件事再困难，我也要努力去做。不过，我当然很清楚，福尔摩斯很珍爱自己的技能，所以只要他的委托人乐意接受，他总是会随时伸出援助之手的。我和我妻子一致认为，应该把这件事尽快告诉福尔摩斯，一分钟都不能耽误。于是，早餐后不到一小时，我又一次回到了贝克街那栋老房子里。
福尔摩斯身穿睡衣坐在靠墙的桌旁，聚精会神地做化学实验。一个曲线形大蒸馏瓶，在红红的火焰上激烈地沸腾，蒸馏水滴入一个容积为两升的量具中。我进来时，我的朋友连头也没抬，我看出他的实验一定很重要，便在扶手椅上坐等着。他看看这个瓶子，查查那个瓶子，用玻璃吸管从每个瓶子里吸出几滴液体，然后拿出一只盛着溶液的试管放到桌上。他右手拿着一张石蕊试纸。
“你来得正好，华生，”福尔摩斯说道，“如果这张纸仍然呈蓝色，就一切正常。如果它变成了红色，那溶液就能置人于死地。”他说罢，把试纸浸入试管，试纸立即变成了污浊的深红色，“果然不出我所料！”他高声道，“华生，我马上就可以听你吩咐了。烟叶在波斯拖鞋里，你自己拿去。”他转身走向书桌，潦草地写了几份电报，交给了小听差，然后一屁股坐到椅子上，屈起双膝，双手紧抱住瘦长的小腿。
“一起平淡无奇的小小谋杀案，”福尔摩斯说道，“我想你给我带来了比这更大的案子吧。华生，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人。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我把信递给他，他全神贯注地看了起来。
“这信没有告诉我们多少情况，对不对？”他把信交还我后说道。
“几乎没有说什么。”
“但是这笔迹倒是很有趣。”
“不过这笔迹不是他自己的。”
“的确如此，是女人的笔迹。”
“肯定是男人的笔迹。”我大声说道。
“不，是女人的，而且是个个性很特殊的女人。你看，在这侦查开始时，你就知道你的委托人与一个性格很特殊但不知是好是坏的人很接近。我对这案子的兴趣已经被挑起了。如果你已准备妥当，那我们立刻就出发到沃金去，去看看这位身陷如此可怕罪案之中的外交官以及替他代笔的这位女士。”
我们很幸运赶上了从滑铁卢开出的早班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