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三大营的整编初见成效几个月下来，披甲将士的战斗力有显着增强，“解甲军”也通过艰辛的劳动严肃了军纪，锤炼了意志，军田在有效的灌溉下长势良好。对将士和家属个人而言，收入也比过去增加了，所以在银行开办之时，才能一次性存入五十万两。有了这五十万两垫底，再加上京师百姓踊跃存款，大明银行的储蓄业务算是开了个好头。
在贷款方面，同样进展顺利。由于大明银行的贷款利率明显比民间银号要低，商人逐利，想从银行贷款的人自然很多。不过按照银行规定，想贷款就必须比贷款额更高的抵押物，这一点让不少人知难而退，一些大商人则习惯了商业信用，觉得出物抵押未免栽了面子，因此宁肯不贷。
但是朱存棋的五洲商社和李自诚的陕西商帮，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朱存棋自不待言，李自诚早在几年以前，就知道朱由检借钱是必要抵押的。两大商会组织趁着其他商帮还在犹豫观望，很快与大明银行达成协议，以现有店铺做抵押，各贷出白银二十万两，并利用这一大笔流动资金迅速扩张，或是采购大宗货物，对各大商帮形成了不小的冲击。
不过受到直接冲击的，自然是那些民间银号。与大明银行相比，他们资金再雄厚，毕竟不可能有国家在背后担保，而且人手和精力有限，也不可能去吸收普通百姓的小额存款。再加上贷款利率偏高，几乎在各个方面都全面处于下风。
但是民间银号也有两个大明银行所不具备的优势。一是有稳定的老客户，多少年合作下来互相信任，这是一笔非常宝贵的资源；另一方面，就是民间银号不需要抵押物，纯看商业信用。所以虽然感受到了大明银行的强大压力，民间银号还多在观望，并不打算马上在经营上做出什么改变。
朱由检倒也没有再采取进一步措施，去挤压民间银号的生存空间。虽然大明银行和民间银号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是竞争对手，但各自的资金来源和服务对象不尽相同，完全可以并存。
朱由检也并不是想消灭民间银号，相反，他希望民办商业更加繁荣。即使是他一手创办的五洲商社，以后条件成熟时，他也打算将其拆分、私有化，用良性竞争保持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力。只有那些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的产业，才会始终保持国有。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与存贷款业务相比，国债的发行却非常不顺。朱由检给国债的设定了一千两银子的门槛，他的目标很清晰，就是要那些官宦富商来。因为在几年之内，他要大把大把地花钱，存款业务因为随时可取，就不能保证资金的稳定。而缙绅阶层有的是闲钱，让他们三年期的国债，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可是尽管朱由检将国债利率设得不低，但出乎他意料的是，情况却是惨不忍睹。与存款柜台相比，国债的柜台简直是门可罗雀，一连几天，每天只能出几千两。户部本来都计划好了这一千万两国债要怎么花，现在却只能大眼瞪小眼。
朱由检也感到很郁闷，不过细一思索，再联想到自己推出大明银行时，满朝大臣激烈反对的情景，心里也就明白了大半。其实说来也简单，士大夫阶层和地主、富商基本上是穿一条裤子，大明银行动了地主商人的奶酪，肯定会遭到士大夫阶层的抵制。老百姓和官军存款，他们管不了；但国债就是面向他们的，他们当然可以用不买的方式来表达对皇帝的抗议。
事到如今，朱由检也没什么好办法了。毕竟这是国债，不是抄家，他也不能强迫任何人一定要。无奈之下，他只得召集在京重臣，希望他们能做个表率，或多或少买些国债，以此带动下面的官员缙绅。
可是尽管朱由检说得口干舌燥，却没有多少大臣响应。孙承宗、王在晋、袁可立等几位老臣倒是以大局为重，愿意支持皇帝，但他们家财不多，最多买三千两，再多的银子也就拿不出来了。而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新晋官员，虽然能理解朱由检的苦衷，但他们为官时间不长，官又低，根本就没多少钱。这三位青年才俊一共才凑了一千两，以黄宗羲的名义买了一份。
至于其他官员，则找出种种借口来搪塞。要么说自己俸禄不高，家里人口又多，心有余而力不足；要么说刚刚在原籍田产房舍，现在还欠着别人的钱；要么就干脆说怕朝廷届时难以付清本息，与其三年后增加朝廷的负担，还不如直接不买。简直把朱由检气得手脚冰凉，可自己有言在先，与否完全自愿，他还真不能把这些人如何如之何。
相比之下，还是英国公张惟贤忠君爱国，二话不说就了国债十万两。他还要把名下的田产变了买国债，朱由检赶紧劝阻道：“张爱卿这就不必了，量力而行即可。”
张惟贤却不像朱由检那么能忍耐，这老爷子当着众人的面就发了火，怒斥众人身为朝廷命官，却不肯为皇帝分忧。他还直接点了定国公徐允祯与成国公朱纯臣的名，让这二人国债。虽同为“靖难四国公”，这两位可就比张惟贤差远了，吭吭哧哧不舍得掏钱，最后勉强各买了五千两，那脸简直比哭都难看。
结果朱由检耗费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只出去十几万两国债。除了张惟贤这个大头外，只有周延儒和温体仁各买了四千两，韩爌和钱龙锡各买了二千两，其余个别大臣买了一千两，而来宗道、周道登等阁臣则是一毛不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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