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试验射击，吴运铎用绳子把步枪捆在大柳树树杆上，枪口卡上了枪榴筒，筒口对着荒地，再把枪榴弹装进筒里，拉开枪栓，推进无头子弹，扳机上系一根小绳子。阿甘
等大家都隐蔽好后，吴运铎蹲在干水塘里，一拉小绳，枪榴弹射了出去，火光一闪，在爆炸声中，尘土卷起烟雾向上冲起，破片呼啸着飞散。
“好哇！”大家就像听到过年的鞭炮声，那种激动和喜悦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述的。大家高兴地围拢过来，互相握手、庆贺。
试验虽取得了一些经验，但吴运铎还是觉得不十分理想。他认为，枪榴弹在飞行时的弹道不稳定，而且射程还没达到要求。
他开始重新设计图纸，把原设计的柱状型弹，改成了滴水型弹，经过射击试验，弹道是稳定了，可是射程总不过二百三四十米。
究竟是什么原因影响了射程呢？吴运铎苦思冥想突然想到发射药，他赶紧推醒了同屋的老马，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
两人立即来到装备车间，把火药倒了出来，放在碾槽里碾成碎屑，使它燃烧得更快一些，充分发挥火药的作用力。他们连夜配好火药，装好几发子弹。
东方刚露出鱼肚白，大家来到试验场。吴运铎装好枪榴弹，左腿跪在地上，朝荒地打了一枪，只听一声枪响，枪榴弹飞得无影无踪。
大家都昂着头向前张望，忽然听到远处传来雷鸣般的爆炸声，大家奔向爆炸点，一量距离，射程是540米，比先前增加了一倍多，顿时一片欢呼。
第二天，吴运铎带了两个同志，扛着枪榴筒，挑着枪榴弹到了二师司令部。参谋长高兴地拿起电话，立即布置了靶场。靶场边上人山人海，支队长、政委、参谋长都去了，一连打了十几发枪榴弹，每一发都射得远，炸得漂亮。
为了生产枪榴弹，吴运铎又新建立了枪榴弹车间，制造了几部造枪榴弹的车床，正式开始了枪榴筒和枪榴弹的生产。他们制造的枪榴弹，很快就出现在前线。
1941年元月，日军的汽艇在太湖活动频繁，为防止日军从太湖西岸上岸，陈义首长命令军工部尽快试制出水雷，用以封锁湖面。
接受命令后，吴运铎想到，当时前线部队送来了一大批缴获的日军地雷，便将目光锁在了这些地雷上，他提议将这些地雷改制成水雷。
这种日式地雷外形像个大西瓜，顶端有一个5公分厚的铁帽，铁帽下便是引信。吴运铎经过亲自试验后，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引信帽锯掉一半，用石棉布和腊、火漆等将帽口封严，防止进水，经这样一改，地雷就成了水雷。
可是锯铁帽是个危险性极大的工作，在锯的过程中，如果引信发热，就会引起爆炸。吴运铎将这个任务交给了胡序同和俞启英两位同志。
胡序同是1938年在上海参加革命工作的同志，她1939年在上海从事地下党工作，1940到新四军二师4支队工作。她是个高中生，平时十分喜爱画画，当时军工部缺乏设计人员，组织上考虑后，将她调入军工部工作。
当时，吴运铎制造枪榴弹、迫击炮等新武器时，都是由吴运铎先画出构思草图，然后交给胡序同和俞启英两同志再画出正式的施工图纸，交给工人制作。
她俩按吴运铎的嘱咐，把地雷夹在台虎钳上，一个人用钢锯锯铁盖，另一个人用油壶不断地向锯口浇水降温，锯下铁帽再封口，几天下来，进行得还蛮顺利，她俩也就渐渐地放下心来，胆子大了许多。
谁知，就在任务接近完成时，一场爆炸事故发生了。
那是一个下午，俞启英发现石棉布用完了，便叫政治处的小勤务员小高代替自己向锯口上浇水，自己到材料科去领石棉布。
当时在场的有从分厂调来搞试制的两个工人，一个是车工徐玉才，一个是钳工。徐玉才在一旁看胡序同锯的速度慢，心里有些发急，便拿了一把榔头，想把快锯断的铁帽砸下来，以节省时间和锯条。
他的这个动作第一次成功了，可是，当他第二次再砸时，引爆了地雷，房顶顿时被炸了一个大洞，在场的六七个人全炸伤了，徐玉才被炸成一个血人，脸上的皮都炸掉下来了。
可是，他不顾一切地走到车床边摸摸，看看有没有炸坏机床。等其他同志赶来，他已经牺牲了，当年他才20来岁，吴运铎抱着他的遗体泣不成声。
胡序同和其他几个负了重伤的同志被送往医院抢救，胡序同伤愈后，左耳因耳膜被震破失去了听力。
为了制造水雷，吴运铎、俞启英、胡序同等同志付出了血的代价，但水雷终于被他们试制成功了，及时地送到了前线。
陈义首长迅速派人将水雷布在太湖西岸附近水面，也许是得到新四军已在岸边水域布设水雷，日军汽艇再未在西岸附近出现过。
如今，吴运铎和他的同志们用生命和鲜血研制出的大杀器也送到了冲山岛的防御前线，必将要用鬼子的鲜血去祭奠烈士。
在蔡老将军的建议下，直属侦察队布雷回来后，在离教堂不远的一棵大树下搭起了三顶缴获的帐篷，冲山岛防御指挥所从教堂搬到了帐篷里。
轰！随着日军炮舰的一发炮弹击中教堂的尖顶，冲山防御战正式打响！
打中教堂尖顶的炮弹是土肥原在初潮号炮舰上指挥打出的，紧接着春潮号炮舰，五十多艘汽艇上的迫击炮也对着教堂尖顶发射出炮弹，在梅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