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走部军政人员后，在港督杨慕华带领之下，一众英国殖民地官员渡海亲身前往被日军占据的半岛酒店，在其三楼日军总司令部投降，10，000多英军做了战俘。
酒井隆中将随即暂代香港总督职务，自此香港人民口中的“三年零八个月”香港日治时期从此展开，香港正式沦为日本占领区。
在香港保卫战中，盟军共阵亡2113人，8500人被俘。日军共阵亡706人，1534人受伤。很明显，在此战中，日不落帝国完全被举着太阳旗的军队击败。
随着日军的铁蹄踏上了香港岛，日军立即封锁了香港至九龙的交通并实行宵禁，在全市分区、分段，挨家挨户对抗日的民主人士和文艺界人士展开了大肆搜捕。
为了给“大东亚共荣圈”脸上贴金，日军特务机关“大东亚共荣事务所”随即在报上登出启事：请邹韬光、矛盾先生参加“大东亚共荣圈”的文化建设。
日本文化特务久田幸助还在电影院打出幻灯广告，点名请梅兰芬、蔡湘生、邹韬光、田楚、郭沫诺五人到半岛酒店三楼日军司令部“会晤”，日军显然已伸出黑手，企图诱捕。
并要求在港文化人士必须进行登记，甚至还贴出布告，限令“抗日分子”前往“大日本军报道部”或“地方行政部”报到，否则格杀勿论。
伊贺派忍者潜入半岛酒店日军司令部探听到的消息，酒井隆又开始策划邀请梅兰芬赴日进行第三次公演的活动。
这次日本人接受前几次邀请失败的教训，开始会先派汉奸丁士邨等上门敦请，并且许以重金礼聘，如遭拒绝，再强行绑架，不达到目的绝不罢休。
得知日军的计划后，长孙云衣一起床穿上日军大佐军服便来到梅兰芬在香港干德道的寓所，在寓所周围，长孙花衣通过真气探知，梅先生已被日军便衣人员严密监控。
佣人开门后，长孙花衣问他，梅先生还没有访客，便放了心。见到梅先生时长孙花衣非常惊讶，飘逸俊朗的梅先生竟然蓄起了胡须，在戏曲界蓄起了胡须就意味着退出舞台。
佣人倒好茶，出去后，长孙花衣对梅兰芬说：“梅先生，您就这样告别舞台吗？全国人民将会是多么的失望啊！”
“大佐阁下说日本国人民会对我失望吗？那要问问你们在亚洲到处侵略的军国主义政府。”梅兰芬轻蔑地说。
“梅先生，您是误会了，也不怪您误会，日军占领了香港，我穿这身衣服方便些，我是中国人，我的真实身份是中共上海日租界支部书记，我叫长孙花衣，掩护身份是梅机关情报研究室主任中野西功。
我是奉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和您取得联系，营救您去上海，然后通过地下交通线前往抗日根据地，我党领袖也很喜欢听您的戏，专门批示，营救您我党将不惜一切代价。”
长孙花衣见到梅兰芳怀疑的目光，马上递上八路军驻港办事处的介绍信又接着说：“这次我们营救去上海的民主和文艺界人士有何香荟、蔡廷楷、邹韬光、郭沫偌、柳亚君……
这些人当中许多人都是您的老朋友，现在他们已转移至湾仔的秘密联络点，准备寻找机会撤离香港前往上海。
梅兰芬看了介绍信消除了疑惑，兴奋地说：“我正犯愁怎么离开香港呢，我当初所以来到香港，除了不想给日本人演出之外，还有一个因素是不愿卷入政治漩涡。
现在中国分成两个，蒋先生的中国和汪先生的中国。我对蒋先生和汪先生都很失望，一个假抗日一个真投降，对两人任何一方都不想接近。
但他们动辄要我去演出为他们脸上贴金，使我不胜其扰，因为这个缘故我才来到香港，我只是希望过安静的生活。
汪伪南京政府成立时，为了制造舆论，汪先生曾指派特务机构派专人到香港邀请我前去，并称只要我答应参加，将派专机来专程来接。当时我则以自己有心脏病不能坐飞机为由而拒绝了。
但他们仍然没有善罢甘休，去年76号李默群又拿着汪先生的亲笔信来纠缠，我已决心不为他们演戏，即使死了也无怨言，死得其所。
我征得妻子的同意后，让保健医生吴忠世大夫给我接连打了三针。李默群又来强迫时见我高烧到42度，神志昏迷，才悻悻离去。
只是没想到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军如此让人大跌眼镜，香港这么快就沦陷，前边刚赶走老虎，后面又来了一匹狼，昨天满大街都是日军。
我知道持枪的日本兵随时可能闯进家门，他们有时借口以检查为名，翻箱倒柜，见到好的东西就拿走。
而且进门后会找借口叫你打开上锁的箱柜，因为上锁以后他们就有了检查的理由，那时他们就会随手拿走东西，如果箱柜都开着，他们就很难再有借口了。
我因此就叫家人故意把箱柜都不上锁，并且箱子盖半敞开着，昨天日本兵进门后东张西望，看见箱柜全未上锁，又见全屋十几个人的眼光都在怒视着他们，使他们感到十分窘迫，没敢随便拿东西就走了。
只有一个日本兵在桌上拿走一包香烟，鬼头鬼脑地说：‘香烟的好’说完就溜走了，那是我故意放在桌上的。
昨晚夜深人静时，我就把收音机放在地毯上，打开收听延安的广播，收听着从贵党传来的抗战消息，使我又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虽然白天与日本兵斗智，但是晚上收听到了延安广播，紧张不安之余，但又是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