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观中国对于商业方面，是从来的不重视，从中国的商鞅变法开始，中国历朝历代通行重农业而轻视商业的举措（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而往往中国封建社会，又将下层社会划分成“士、农、工、商。”
可见商业在中国的忽视程度，即便在宋朝，那段中国商业最发达的那段时期也是如此。除了，西欧和中国社会高层对于商业不重视的主观因素之外，其地理环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一般来说，欧洲国家，尤其是西欧国家，其政治版图和领土面积并不是很大。
因此，无论在怎么对农业的重视，其发展的空间并不是很大。因此，唯有商业才能够刺激本国的经济发展。这样的事情即便在东方也是如此，比如日本，其国土面积狭小，虽然在战国时代，农业开发达到了日本历史的顶峰，但是还感到空间上面的不足。
因此，和在他们西部的领国进行商业上的往来是刺激本国经济的必需，尤其是中国。而明朝政府的海禁也造成了日本无法和中国通商的局面，武装走私越来越激烈。导致了明朝的“倭寇之乱。”
在这点上，《明史》的评价很准确，在明朝隆庆年间，开放海禁之后，倭寇之乱也逐渐绝迹了。而中国的海禁政策，不仅造成了倭寇之乱，而且，嘉靖年间的倭寇，中国遭乱最多的正是经济相对比较发达的浙江、江苏、福建等地，也给了中国的经济。尤其是资本主义的萌芽造成了很大的打击，属于两者都不利的政策，这些都是后话。
其后，西欧城市中，城市贵族和工商业者的斗争，以及师傅和学徒的斗争。或者称作无产者和有产者之间的斗争。则是西欧城市的内部斗争。也是城市自治之后的产物。前者斗争的原因则是城市反对封建主斗争的胜利果实，在大多数情况下，落入城市上层分子的手里。
这些上层分子有富商巨贾、高利贷者、房产主和地主，他们有钱有势，竭力模仿乡村贵族的生活方式，故有城市贵族之称。他们操纵市政会和审判团。充当政府首脑，控制着城市的立法、行政、财政和军事大权。严重损害广大手工业者和下层群众的利益。
于是，组织在行会里的手工业者又展开反对城市贵族的斗争。最典型的就是14世纪的时候，科隆行会曾多次举行武装起义反对城市贵族的统治，终于在1396年取得胜利，建立行会的统治。
而后者的斗争则是行会内部的斗争，尤其在14世纪以后。有些大行会竭力延长学习期限，长者可达10—20年，尽量剥削。使帮工和学徒升为师傅的机会越来越少，甚至不可能。许多人成了“永久帮工，”即事实上的雇佣工人。
帮工、学徒联合起来保卫自己的利益，组成“兄弟会”、“伙伴社”等组织，提出诸如缩短学徒期、缩短工时、提高工资等经济要求。这种斗争相当尖锐，有的甚至采取同盟罢工和武装起义的方式，以改善日益恶化的处境。
例如，1481年科隆爆发反对行会上层统治的起义，被市政当局残酷镇压，领导人被处死。而这些情况在中国和中东一带的城市是难以发生的。而城市的作用对于整个西欧社会是影响深远的，市民要求为工商业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反对封建割据，支持国家统一和王权强化。13、14世纪的英国和法国，先后形成议会君主制，实现王权的强化，后来又发展成中央集权的国家。也引起文化方面的巨大变动。反映市民利益的世俗文化逐渐发展，唯名论哲学和罗马法开始复兴，并为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此后，我们在看待一下中世纪时期，中国和欧洲在科技上面的问题，从科技上面来说，无论是11世纪之前，还是11世纪之后，整个西欧的科技水平是远远的低于中国的水平，甚至不如一些阿拉伯国家，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在公元12世纪，德国王室的医生基本由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担任，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出，西方社会的科学技术水平比之于东方，处于一个相对落后的水平线上的。
11世纪，欧洲农业水平的异军突起也正是和中国所发明的农业生产工具密不可分。但是，我们从中牵涉出一个有意思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就从马耕在欧洲逐步取代了牛耕，而马耕却在中国无法广泛使用一样。历史开了中国一个很大的玩笑。我们从中看出这样的一个问题，西欧人在引进中国的技术的同时，并且在中国人所创造的技术上面，更新成效率更加高的技术，反之，中国自宋代以后，其技术水平并没有明显的提高，反而陷入了原地踏步的境地。
中国的发明创造，除了农业技术之外，对欧洲影响比较大的便是著名的四大发明。而这四大发明中，除了纸张、指南针在中国和欧洲等地广泛使用之外。有意思的是，当纸张第一次进入到了欧洲社会之后，惊恐万状的罗马教廷曾经明令禁止纸张在欧洲的传播，但纸张深入人心活字印刷和火药，却在西欧流传开来，而中国却没有真正的广泛应用。
活字印刷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但是，作为活字印刷的发明者，中国人毕升在世界历史的地位中并不如被称作欧洲印刷之父的古滕堡。古滕堡的成功并不是他发明了活字印刷，而是在活字印刷的基础之上，将原来的木制印刷改进为铅字，而这敲将活字印刷改进成一种效率更加高的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