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进行武装暴动是极为机密的事情，林子轩能提前得到提醒和他的关系网有关。
他本身做出版行业，旗下有报纸和杂志，招聘了不少记者，构成了自己的消息渠道。
他还和上海各大报纸的关系不错，只要有危险或者不利于他的消息，都会有人通知他。
这是正常的消息来源。
冯敬尧掌握着上海法租界的地下势力，三教九流的人物都有，消息灵通。
就算是外国人有什么异常举动，也瞒不过他的耳目。
有了这样的关系网，在上海，林子轩想知道什么消息，一般都能打听得到。
他能在得罪苏联和日本后仍然安然无恙，除了他的名气大到让对手顾忌外，他的人脉关系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至少冯敬尧不会看着自己的女婿死掉。
一旦林子轩有危险，这位帮派大佬肯定会告诉他，甚至会安排林子轩跑路。
可以说，只要林子轩在上海，只要不是派军队来围剿他，他就是安全的。
这一次提醒他的是另外一股势力，是广州国民政府中不支持和苏联联合的那个派系。
由于林子轩反对苏联，得到广州国民政府中不少元老级人物的欣赏，他们提醒林子轩是一种示好的表现。
其实，这个消息林子轩从宋家那里也能得到。
这就是为什么在社会上有地位的人不容易出现意外的原因，因为他们掌握着消息渠道，哪里有危险会有人提前告诉他们。
这一天，他到上海震旦大学做演讲。
这是震旦大学，不是复旦大学，前者是法国天主教学校，后者是民间集资办学。
这两所学校颇有渊源。
震旦大学创办于1903年，受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奖学基金的资助，属于私立大学。
到了1905年，法国天主教耶稣会试图控制震旦大学。将其变为教会学校，这种做法引起学生的不满，全体退学。
这些退学的学生在社会各界的资助下，筹集资金创办了复旦大学。
震旦大学从此成为了法国天主教的教会学校。位于法租界卢湾区，开设医学、法学、理工三所学院，得到法国政府的资金补助。
学校授课均用法语，学生来源多为徐汇公学以及各地天主教会所办学校的毕业生。
在这个时代，上海极少有公立大学。大多是民办学校。
作为社会名流和文坛领袖，林子轩经常被各所大学邀请演讲，只要有时间他都不会拒绝，有时候他会讲讲新诗，有时候他会说说在西方国家的见闻。
这是为了让这些刚刚进入大学的青年们开阔视野，认识世界。
这一次，他演讲的题目是《中西方文学的异同》，这是他和赛珍珠讨论之后得出的结论。
赛珍珠在康奈尔大学的毕业论文讲的就是东方和西方文明的互相影响，她对此有发言权。
演讲结束，有三名学生来找林子轩。神情颇为局促，手中拿着一本小册子。
林子轩接过来一看，是一本类似校园文学杂志的刊物，叫做《璎珞》，不是正规出版社印刷，而是手工印刷。
在各所大学里，文学青年们办文学杂志是很正常的现象。
有些较为出名，比如北大的《新潮》杂志，不过大多数都是籍籍无名，纯属个人爱好。
林子轩原本并不在意。礼貌的翻开扉页，却看到了创办者的名字。
戴望术、杜恒、施蛰寸、刘呐欧……
这些名字在1926年或许并不为人所知，但到了三十年代，他们会成为上海文坛的一股新兴势力。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
林子轩有点尴尬，他记得曾抄过一首叫做《雨巷》的诗歌，正是戴望术日后的成名作。
他找了地方和三人攀谈，发现人生真是奇妙。
1923年，林子轩曾在上海大学教过一个学期的写作课程，他离开之后。戴望术和施蛰寸在秋季进入上海大学求学，彼此就这样错过。
到了1925年，因为五卅惨案，上海大学被租界当局查封，两人便转入震旦大学学习。
他们在震旦大学碰到了杭州同乡杜恒和台湾人刘呐欧，因为大家的文学观点和兴趣相投，便组成了璎珞社，创办了《璎珞》旬刊，发表一些诗歌和
当然，杂志的反响并不大，属于自娱自乐的性质。
他们的文学观点偏向于自由。
在上海大学的时候，曾经有位教师对戴望术说过这样的话。
“青年人都应该投身战场，拿起枪去战斗。诗歌是什么？诗歌是炸弹，是号角，是旗帜。”
这点他们并不认同，他们认为文学就是文学，不应该和政治牵涉到一起，不能成为宣传的工具，而应该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
这种观点和徐至摩所追求的自由主义还不相同，他们追求的是更为纯粹的自由。
在上海文坛，有鸳鸯蝴蝶派这种旧派作家，有创造社的革命文学，还有文学研究会的现实主义写作主张等等。
林子轩是上海文坛的代表人物，提倡文学的百花齐放，他的作品风格各异，中西杂糅。
这让戴望术等人觉得林子轩的文学风格极为自由，正是他们所追求的道路。
他们想要写出不同于以往的文章，既不是旧不是革命文学，而是展现这个时代，表达自己思想的新
然而，正是因为他们的这种文学主张，后来和鲁讯为首的左翼作家联盟发生了一场有关“第三种人”的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