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弃《田中奏折》是否是伪造这一点，日本人日后的所作所为正是按照这个奏折按部就班的进行，警惕呀，不光是以前、现在，还是将來，历史会证明仇视敌视中国的并不只是几个头号军国主义分子，而是整个日本民族。
在国、共两党的宣传中，一直认为日本人其实跟中国人差不多，他们的暴行只不过是因为受了军国主义的灌输，显然，这种将一切归咎于军国主义的说法颠倒了因果，日本的残暴由來以久，从中国历史看至少可以追索到明朝的倭寇，如果从日本本身的历史來看，嗜杀的血腥特质其实是其文化固有的一部份，军国主义的产生实际上是这种特质发展到高级阶段的必然结果，而不是相反。
中日友好的说法从中国人嘴里说出來只能让日本人感到可笑，更加加深对中国人的轻视：受害者跟逍遥法外、否认罪行的日本人讲友谊，莫非是被杀怕了，要忘却不共戴天之仇，想求皇军日后留条生路。
中日友好既沒有历史的根据，也沒有现实的基础，向中国人民宣传中日友好的观念，必然造成思想上的错误和混乱，不是导致人们思想麻醉，就是引起国人对中国政府的不信任，用“中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之类的不现实的想法來指导中日关系的发展，完全是作茧自缚，历史的教训使我们必须以最大的恶意揣测日本的用心，中国人民争取正义的事业和日本军国主义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对立才是中日关系的主流与实质。
余飚要提醒大家的不光是要注意现在，更是为将來做打算，希望中国在战后抛弃那莫名其妙的宽容，继续打压日本，起码也要在战争赔偿上毫不放松，延缓或拖慢日本重新崛起的脚步。
在根据地和军队的建设和作战指挥都走入正轨后，余飚基本放手了，论排兵布阵，他比不上科班出身的林存忠，论地方建设，他也只给出了框架，郑淑香等人干得也非常出色，仔细一想，他最占优势的还是一些來自于后世的知识和理论，还有一些东拼西凑的鬼点子。
人哪，要有自知之明，别什么事情都插一手，胡乱指挥那是要坏事的，余飚做不到事必躬亲，况且他也自认沒有那个能力，况且现在前面打得还是很顺的，小战不断，势力不断外扩，对于林存忠和吴新民，他还是比较放心的。
在北线，一个营的部队和游击一大队配合，使用挤压和渗透战术，挤掉了敌人十多个据点，摧毁了几十个伪村政权，为了支持前线，根据地掀起一个剪头发热潮；男人剃光了头，妇女剪了辫子，把头发剪碎放进据点附近的井里，任凭鬼子伪军咋样打捞也捞不着干净的水，敌人断了水源，如困沙滩，再加上游击队的不断打击，最后只得卷起铺盖，灰溜溜地跑了，要是还死赖着不走，游击队和正规军便一齐出动，正规军包围据点，能打就打，不能打就困着，游击队便把敌人据点附近村子里的群众，來个大搬家，不维持敌人，在半是劝说，半是强硬的手段下，在县府和部队的统一安排下，根据地的群众套上车、赶上牲口，趁着夜色掩护，帮助村子里的群众全搬到根据地，连个盆盆罐罐也不留下，群众搬走了，只剩下敌人孤零零的几座炮楼，凄凄惨惨活像几座孤坟，敌人吃不上，喝不上，全靠车载牲口运输补给，这些补给还经常遭到游击队的袭击和抢夺，一般來说，坚持不了多久，就得撤走，等敌人走了，再视具体情况把群众搬回去。
在东线，主力部队人多势众，又有火炮支援，则主要采取了硬打的策略，游击二大队则用渗透、骚扰、破坏來配合。虽然战果不小，但出了县境越來越接近几股势力错综复杂的地带，对此，林存忠相应的采取了稳进谨慎的策略。
但意外还是出來了，第一次冲突的爆发是突然的，也是完全无法预料的，军统人员赵光远在冀东一带组成的第四路军和地主黄霸的武装在与八路军的摩擦中落败，率残部狼狈窜入二路军的新占领区，以求庇护，而紧追不舍的八路军衔尾赶來，与二路军一团二营的两个连队展开战斗，八路军人多，冲杀猛烈，二路军部队仓猝应战，渐为不支，遂使用轰天炮稳固防线，并呼叫增援，这下子，附近的二路军各部群相聚集，连处于二线的新二团也进入戒备状态，八路军攻击不畅，又见二路军援军开到，遂整顿后撤。
此战，二路军装备好，素质较高，八路军人多，作战勇敢，双方算是打了个旗鼓相当，可算起损伤，八路军明显要多不少，而且还有一个营职干部被二路军的狙击手击杀。
本來这次战斗的总体规模并不大，双方总共参战兵力也不足千人，而且还有一定的误会因素在里面，但经赵光远的夸大汇报，这个消息还是引起了军统天津站和重庆的注意，在河北的军事摩擦中，国军系统的武装频繁落败，现在终于挽回了一局，而且应该是八路军进犯，二路军防守，有理呀，就在前几个月，八路军在河北省深县南部张骞寺村把张荫梧的部队团团围住，予以歼灭，国民党便企图利用张荫梧事件指责八路军破坏抗战，还派人调查，深县八路军利用在战斗中缴获的张荫梧日记，揭露张荫梧策划部队投降日军，残害八路军后方留守人员的行径，白纸黑字，事实俱在，弄得国府调查人员哑口无言，大失颜面，如今可终于抓住了八路军的小辫子。
面对国府的指责，gcd方面也不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