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法官听到梅汝璈这么说，神色都是一顿。知道梅汝璈为了南京大屠杀的审判，已经顾不得维持和约瑟夫季南的关系了。梅汝璈接着道：
“我们中国的检察官有寻找证人的权力。这近千人，每一个都是被日本人祸害的家破人亡、亲人死伤，每一个都可以证明日本人的罪行，为什么不能出庭作证？法律的尊严与正义又何在？”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一众法官无奈，只能同意。不过，也对梅汝璈说道：“这些证人确实都有出庭作证的资格和权力。法庭原则上可以同意他们出庭作证。但是，由于人数太多，不可能每一个人都获得出庭的机会。”
“否则，光对南京大屠杀的审判，就要用一年的时间。这是盟军总部不可能同意的。我们只能折中一下，选择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出庭，其他的人可以写下材料，作为证词。我们会给予公平采用的。”
梅汝璈表示同意。其实在真实历史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从头到尾的审判中，也不过是用了四百一十九名证人为原告和被告出庭作证，而且，这四百一十九名证人中，为日本人辩护的达三百一十人，数量几乎是检察方提供的证人数量一百零九名的三倍之多！这些日本律师，为了给这些甲级战犯辩护，用尽心力。
而和日本人相比，中国人对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审判，却并不是那么尽力。
对于日本人而言，甲级战犯们作为被告，因为身处日本，所以，就地寻找证人非常容易方便。而且，这些证人完全有能力配合出庭日期，其住宿交通，衣食招待，也完全不成问题。虽然名义上。这些人出庭作证的费用是由被告方负责的，但实际上，却是由日本政府开支。
而对于中国方面的证人而言，大部分人远隔重洋。专程到日本作证。困难很大。这些人的衣食住行等各种费用，一般来说，是由法庭通知盟军总部负责招待和照管的，报到以后在东京的饮食住宿等都是由法庭通知盟军总部负责安排和开支。
并且，每人每天还会有一美元的零花钱。足够买些纪念品。盟军并没有薄待这些出庭作证的中国证人。但是，对于这些中国证人而言，远涉重洋到日本作证，实际上是放弃了在国内的工作。放弃了能养家糊口的稳定收入。
在这个时代，大部分中国人连温饱都难以保证。这些证人放弃稳定收入后，家庭的经济压力很大。但是，盟军方面却不可能连证人的家人都供养起来。而老蒋也根本不管这些出庭的证人。任由其自生自灭。
和日本政府对待甲级战犯们的态度，简直就是天壤之别。
所以，在真实历史上，虽然有十几名中国证人。远涉重洋到日本为南京大屠杀作证。但是迫于各种压力，在到达日本后不久，便纷纷要求回国。无奈之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不得不加以变通。允许这些证人提前出庭作证，并接受诘问。
这样的作证效果，和法庭效果可想而知。若不是这一世有余生这个土豪砸钱，从国内找来大量的证人，并供给其一家的衣食，恐怕历史还会重蹈覆辙。让后世继续遗憾下去。
余生准备出庭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遍全日本。并传回国内。如今的日本人，对于中国人没有任何好感，他们并不承认自己的战败是因为中国人，也拒绝承认中国是战胜国。
当然。大部分日本民众也不知道日本军队在南京，对中国人进行屠杀的事情。虽然李香兰和玛丽莲梦露的巡回演唱会上，会连续播放日本人入侵中国的影像，但是，许多日本人仍旧拒绝那些影像是真的。只认为这是一场美国人策划的宣传阴谋。
于是，日本民间对余生的质疑声越来越大。而日本律师团也并不安分。小动作连连不断。隔三差五，便有人敲门。这一日，青小艺让露西开门去看，却是一个日本律师在门口求见。
青小艺想都不想，便断然拒绝。按照英美法系的惯例，会严格区分由检察方面提供或要求传唤的“检察证人”，和由被告辩护律师们提供或要求传唤的“辩护证人”。诉讼一方提供的证人，在获得法庭许可的证人身份后，便不得同诉讼另一方的当事人或其代理人有任何交往或接触。
即便这种接触和交往，只是礼节性质的也不可以！这在英美法系中，是一条严格贯彻的习惯规则。所以，在正常情况下，打官司的诉讼双方，都要竭力避免同对方证人的往来或接触。
如果不注意这种规避，那么，一旦被人告发。与证人联系的律师或者代理人，便有“勾结证人”的嫌疑。有了这个嫌疑，法庭就会决定给此人以停止出庭的处罚。与此同时，被勾结的证人，法庭也会停止其作证资格，并宣布其证词无效。
青小艺在美国待了数年，自然知道这些规则，发现日本律师敲门后，很容易的便推出日本人的阴谋。日本人的律师团队有上百人，舍弃一个不算什么大事。而中国近千名证人中，只有余生一个有巨大的影响力
一旦这个日本律师真的进门，或者和余生、青小艺有所接触，并被人拍摄下来。那么，余生这个证人就别想当了，日本人必然会找人告发这个律师和余生。这便如同下象棋一般，用一个卒子，换来一个对方的一个车或者是将，是绝对划算的买卖。
日本人其实也畏惧余生的影响力。虽然人都有不承认自己罪责，以逃避义务和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