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上记载李信是轻敌冒进，进攻先顺利，后兵败退军。而眼下的形式要险恶得多，卫庄在后统兵五万阻截李信的归路，弄不好真的会全军覆没。
瞬间变出五万兵马，咋听之下有点夸张，其实是用后世的眼光看问题。这个时代是剑与火的时代，尚武之风盛行，民心很“跳”很不思定。
举个例子，后来楚汉之争时，刘邦一次兵败、身边无一个兵的时候，他跑到韩信的军营带走了所有兵马，仅给韩信留下不到千号人。而韩信再度征兵，只对士兵们说：“你们谁招来百人就是百人将、招来千人就是千人将。”结果不到七天，三万多青壮蜂拥而来...
只要你能提供粮饷，只要你能提供装备，根本不愁没有兵。
这就是这个时代的常态。儒家还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还没行教化，什么文弱之风，根本就没这个概念。哪怕朝堂上的文官，很多都曾参过军，年纪大了、或负重伤致残了，不利于上战场继续捞军功，那才转职为文官。
此时的华夏族，尽管是六个国家，可骨子里非常好战。手持一把剑，要么成为一个盖世剑客，要么当上将军，就是这个时代人的梦想。想想也对，如果只知道什么友好，只知道天邦上国，华夏族又怎么从黄河边上的一个小部落，变成足迹雄跨亚洲东南的民族。
而韩人性格灵活多动，所谓灵活，那就是不安本分。昌平君收降这些韩军，遣散他们回农田里。弃剑拿锄头，这些人心里非常“不爽”，恰好现在是春天，一年之计在于春，正是农耕最忙活，起早忙晚最困乏的时候。你让这些吃惯军饷的大老爷们，上来就迎接最艰巨的长期挑战，可能么？
这也看出昌平君是贵族出身，不会用自降身份、用平民的眼光去看问题。若是换成草根出身的刘邦、朱元璋，绝对不会忽略这一大纰漏。或许在昌平君看来，降兵们战败，不被坑杀就是天大的仁慈了，还磨叽这磨叽那？
人性是本身是个复杂问题，越是将其简单化越容易坑。民心，历来是统治者头疼的问题。
在琴清使了个阴阳术、召唤一只血蝶飞往联络点传递消息后，许仙同她聊起天下大势，着重讨论了一番关于民心的问题。
许仙：“光是版图强行拼凑在一块是没有用的。天下不归心，战火仍会烧下去。”
哪怕后来刘邦统一了，英布造反，叛军一时势大。刘邦亲自去镇压，结果被英布一箭重伤致死，间接影响了汉朝历史的走向。
尚武时代，民心不定；尚文时代，民心未必就定了，只是文弱到无力去“跳”、不得不安分罢了。这样的后果就是边患问题严重，草原异族总来压制。且这问题一直没有彻底解决，一延续就是两千年。
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时代背景不同，但用动物的形象可比喻慨括——羊、虎、狼。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还有另一种断句方式，可两千年来统治者基本在采取愚弄、控制百姓思维的方式。
百姓可以说是第一种动物——羊。统率群羊的老虎，能战胜统率群虎的羊。理由很简单，有群羊的肉支撑，一只老虎吃得饱力气足；而一只羊供一群老虎分，每只老虎都吃不饱都没力气，等着被各个击破、被吞到那只吃得饱的老虎肚子里去。一只、一群是个概数，主要是隐喻羊、老虎的比例关系。统治者们采取一家独大的策略，看上去很美而已——狼来了。
单个的狼，固然正面并非老虎对手，但狼群就不同了。狼群三天两头来光顾羊群，一只老虎能守住一大群羊么？狼群先蚕食羊群，等到老虎饿到没有力气的时候，狼群再把这只老虎四分五裂，届时就是中原大杯具的时候。可能其中还会拉锯一下，老虎抛出几只羊，去分化狼群，可一旦狼群出现一只“狼王”，死棋了...
狼王是边患，还有附带的内忧。羊群是会“生虫”的，赃官杀不尽，汉奸代代有。赃官、汉奸绝非无能庸碌之辈，相反这些人很机智，看穿了羊、虎、狼的模式。在这些人眼里，做再多的坏事，不过是吃不够、不满足，多宰几只羊罢了。
嘛，这些是人与人的内在关系，说多了太悲观了。人也有可贵之处，人能改造自然，人能不断学习充实自我，从而建立更美好的家园。这才是人区别于动物之处，也是许仙不惜大代价救李牧的原因。
赵武灵王模仿匈奴“胡服骑射”，学习其在草原上驰骋的优点。到了李牧这一代，除骑射外，还在边塞建筑更结实的城墙和石屋，供抵御敌人和蓄养牛羊之用。在草原一到冬天，大批牛羊冻死，促使异族不得不南下掠夺。如果有石屋，牛羊就能避风御寒，就不会损失惨重了。唯一的问题，是大规模筑城等于军政财力一把抓，要区分是“李牧”还是“安禄山”。
世上没有完美无缺的计策。而赵宋几乎是对边患问题听之任之，只要没有覆亡之祸。
宋代，在边疆生活的人都是戴罪之身。水浒里，某某好汉犯了什么罪，刺配到哪一州。刺配边疆的罪人哦，朝廷何必为这些人劳师动众呢？而一代是罪人，罪人的后代，二代、三代算不算罪人？这又回到人出生是否有罪的问题。而在宋代，罪人的后代仍会被看作有罪...
一旦金辽来攻，文弱的皇帝总是故意拖延进军的速度，等金辽劫掠完了，几万男丁人头落地，掠夺者者版师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