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室，为最微小却不卑微的人，提供了安身立命的第一站。这个本来用于防核武器和战争时躲轰炸的空间，挤满了各种理想爆棚、钱包紧缩的梦遗少年，演绎着繁华之下的清苦和悲情。
大部分人是这样的情况，从贫穷的老家摸索过来，因为北京人多机会多资源集中，决定留在这里试试看，他们不知道自己能干啥想干啥，只是待在北京，待着待着习惯了，只要饿不死，就这样待下去了。
还有一些怀揣明星梦和艺术梦的人，心高气傲，自诩怀才不遇，认为世界不理解他们，亏欠他们太多。
而北京，这个巨大的蚁穴和蜂巢，总像个邋遢土气的母亲，有着包容他们的情怀，在这里他们有机会让施展拳脚。跑龙套、酒吧卖唱、当野模，只要能生存下去，他们便像打不死的小强一样在钢筋混泥土的缝隙间穿行。
有的人，得花一二十年才认识自己的无知，人老了，理想却还在，这是一种最为可怕的诅咒。
我们隔壁住着从山东来的保安大叔跟他的媳妇儿。
当初这大叔想当演员，怀揣50元巨款来到北京，结果四处碰壁，最惨的时候在桥洞睡了两个月，最后遇到了同样做着明星梦的女孩，结了婚。
两人各自找了份工作，如今看到那些跑龙套的人，他们心里还会小激动一下，荡起一些涟漪。
对门住着一对卖凉皮儿的山西小夫妻，生了三个孩子，都是女孩，正准备要第四个，希望是个带把儿的。
他们起早摸黑摆摊，三十多岁的人看上去跟五十岁差不多，提前衰老的不仅是他们的身体，还有心智，或者说，他们从来没有品尝过年轻的滋味。
生命在这里都有着枯萎的意向，奢侈品牌里面的富人和二奶、文艺聚会上的装逼青年，终究掩盖不了这个城市骨子里的平庸、无聊、呆板、秩序和真空。
一到晚上，隔壁大叔跟他老婆亲热，虽然时间短，但次数多。最惨的是卖凉皮儿的小夫妻也动情了，动静大，持续时间长，估计吃了伟哥。你方唱罢我登场，晚上基本别想睡了。
可能是空气不好的缘故，一搬进来，卢泽汓高烧不退，送到医院打吊水什么的方法都试了，始终退不了烧。
耿浩有时一夜不眠，坐在旁边看护他。差不多每隔两周，卢泽汓都会发烧一次，我们对他的照顾自然会多一点。
蜗居的时代，我们觊觎的仅仅是属于自己的那几平方米，没有凶猛的叫床声和厕所飘出来的气味。
在地下室只住了两个月，由于尹德基当上了厨师领班，收入增加，搬到了一正规小区。
卢泽汓出去跟他的同事师兄合租了一个两居室的房子，小日子过得还不错。
当时，他跟这个师兄在煤矿集团搞了一清洁煤的项目，每个月有了稳定的收入，日子直奔小康。只是跟他那隐秘情人的事情始终不透露给我们。
有一次我去他家做客，见到了跟他合租的师兄，叫赵冉，留着板寸，微胖，挺有富态相，幽默健谈，说话有点娘娘腔，总让我想到唱《一剪梅》的费玉清那娘妹儿劲儿。
卢泽汓在厨房做饭时我跟他聊天。
赵冉告诉我：“这卢泽汓老弟啊，还是太痴情，徐璐这么好的姑娘天天来楼下给他送东西，他都无动于衷，你别说，我都急了。”
我问赵冉：“你们在一起这么久，知不道卢泽汓的秘密情人是谁？”
他拍了下大腿，说：“哎，可别说了，我套过n次，套不出来，我这师弟应该是想等到结婚或才公布吧。也不好说哇，说不定哪天突然腋下夹着四五个小娃娃叫我们叔叔，也有可能。”
耿浩在我们毕业旅行后画了一组叫《生命》的油画，他说为了唤起我的记忆，但没有成功。
有位煤炭老板看上了，高价买下了油画，让这小子发了笔横财，从此之后便回宋庄专职作画去了。
偶尔我去宋庄与他喝茶，他问我：“我们毕业旅行的记忆你现在还记不起吗？”
想到往事，内心有些阴沉，说：“真记不起，你以后再多画画那时的景象，说不定能激活我的记忆。”
他果然不停地画，画川西的风景、藏民的生活，以及有关那次旅行的一切事物。
不知为何，我的脑子里面仿佛有个凶狠的黑洞，吞掉了那些记忆，无论我如何寻找，均徒劳无功。
那时，我已经搬到蓟门桥北面电影学院附近的一个小区，跟一个叫何铁龙的三四线男演员合租。当然三四线是他定的，我个人感觉他至少位于八九线的档次。
袁正回家发现我悄声无息地搬走了，而且还不可饶恕地在他枕头上放了租金，自然在电话里哇哇乱叫，说你小宇宙跟我袁正有仇吗，你这不是侮辱我们的友谊和感情吗？
还问我是不是他爹说了什么刺激到我了我才搬出去的，扬言要找那老头儿算总账。
我告诉他你要是敢去找你爹怎么怎么样，我们就绝交，这跟你爹没有半毛钱关系，是我自己搬出来的，离学校近方便一点。
他无可奈何，只好作罢，说以后经常回来看看。
这小区毗邻电影学院，毗邻什么就能沾上什么似的，这里住着各种导演和演员，常常看到遛狗的遛着遛着遇到别人就聊开了：你那电影立项了吗，你那剧杀青了，那剧组的小妞可骚了……凡此种种。
有一天在小区偶然遇到导演杜锋，一聊之下才知道他刚在这个小区买了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