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花瓣形影不离，好得穿一条裤子走路都不蹩脚，比一个妈生的还亲，周围的邻居们都这么说，说的人多了，就总给我一种好像整个橘湾的人都认识我和花瓣的错觉。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橘湾到底有多大，橘湾到底有多少人，也从未追究那些家长里短唠不完的邻居们为什么总对我和花瓣议论不断，年纪小，总觉得什么事情都很简单，日子像装满彩虹糖的罐子，一头扎进去吃到满肚子的甜。
很多很多次，我和花瓣因为贪吃贪玩、因为吵架打架因为无数种古怪理由而晚回家，例如:
“看蚂蚁搬家了。”
“看金蝉脱壳了。”
“看日落西山了。”
“学校里来了个拉二胡的爷爷，一曲赛马拉得可好了。”
“小卖铺门口有个戴眼镜的叔叔抱着手风琴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我听两遍就会唱了。”
“屋檐下躲雨了，你怎么没来给我送伞呢。”
“帮余奶奶认针，人家老花眼你又不是不知道，不是你教的说要助人为乐嘛。”
“看到一个长得好像大雄的男孩子，就跟着人家想着能看到哆啦a梦的。”
“黄二狗子跟公鸡打架，被啄惨了。”
“有人在梨园搭台子准备放电影呢。”
诸如此类一套套花哨的理由，说是理由，但也确实都是实话，像我这种一撒谎就打结巴的人哪敢明目张胆的扛着软肋招摇过市呢，更别提在母亲大人的眼面前儿了。
表面上，母亲大人耐心听完我这故事一般的说辞，其实早就想好了如何将我处置。日子久了，她不用问也知道我们会怎样回答，而我这个由半贱一票推举的金牌发言人，从小就在半贱的助力下学会跟我的母亲大人斗智斗勇。
“怎么这么晚才回家，老实交代又去哪儿疯啦，行了，别交代了，跪半小时起来再说话。”
母亲大人对我的管教极其严格。花瓣总是聪明地赖在我家听着母亲大人对我审讯完毕，确保自己安全了以后，才明目张胆、大摇大摆回自己的家。回家之后只要答复一句“跟猫在一起，不信去问她”就可简单过关了。花爸花妈就这么信任我妈对我的管教，顺带着把他们的闺女也调教了，他们也乐得不用烦心。
苦了我成了所有环节里最关键的一环，说错一句话，受苦两个娃，两家人跟着乱阵脚。话不能乱说，还得实话实说。半贱总说我会说话却不愿说话的脾性是从小练就的，我倒觉得都是被她一手调教的。
转眼，袁老师的实习结束了。班主任彭老师组织大家举办了一场欢送会。我记得清清楚楚，那是第一次，袁老师没有坐在花瓣的旁边，而是独自坐在了教室最后面。
班主任一通慷慨陈辞过后，示意大家鼓掌欢迎主持人上台。我确定我早上带着耳朵来学校的，老师，您事先也跟我打个招呼，我这可是一点儿准备都没有呢。老师见我半天没个反应，干脆走到我的座位旁边：
“柳猫猫，上去。”
我回头看了眼花瓣，白痴兮兮的想要从她那儿寻求点儿帮助，没想到她却一副幸灾乐祸的表情冲我傻笑起来。那一刻我发誓，花瓣你若再这么贱兮兮的笑话我，看我回家不跟你死磕。
可是，面对着老师，向着半贱才有的那股子狠劲儿就全化成了泡沫，眼下里只故意做出一副楚楚可怜的央求模样：
“老师，您饶了我成吗？我一点儿准备都没有，不上去成吗？”
老师的表情容不得我辩驳，她开始动手拎我起来：
“上去。”
接着，她老人家坐在了我的座位上，一本正经的批改起作业来，死死的堵住了我的退路，把我干巴巴的晾在那儿，我就那么呆呆傻傻的看着站着也不是办法。妈妈呀，这不是赶鸭子上架吗，可我也不是只鸭子啊，这可怎么整呀，上架的话我说什么呀我。
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当时脑子里打了场多大场面的架，我忘了。
硬着头皮走上讲台，上台就拽起半截粉笔，紧张得两只手死死攥着抠啊抠的，弄得满手的粉笔灰，因为想起参加朗诵比赛时的情景。于是我再次将求助的眼神抛向班主任，她竟视而不见的低头继续批改她的作业，到我开始说话前，她始终没有抬头，拒绝接受我的任何求助。我亲爱的班主任啊，您狠得那叫一个真真儿的，比华妃娘娘的一丈红也不差毫分哪。
我尴尬地看向大家，再看了看坐在后排的袁老师，她始终挂着笑容，那副鼓励我的神情让我愈发的无地自容，害得我再不敢多看一秒钟。我害怕辜负笑容里的期待和鼓励，扫了大家的兴，搞砸了这场意义重大的欢送会。
后来，花瓣不耐烦地一通嫌弃：
“还能不能开始啊，十分钟都快过去了，再磨叽就该下课了，快开始吧猫。”
我狠狠瞪了花瓣一眼，亏你叫了个这么好听的名字，这种时候了你居然火上浇油，看来今儿个回去我定要撕烂你那坐着说话不腰疼一副十足看我笑话的嘴脸了。可是撕也得回家撕，现在怎么办啊。花瓣说得对，我不能耽误大家的时间，想想当初袁老师对我们那么好，我这么怂到家对得起谁啊我。
从头到尾，我都没放开过那截粉笔，在我手里它已经被蹂躏得粉身碎骨，粉花四溅了。粉笔啊粉笔，对不起。
“对不起。”这是我说出的第一句话，道歉的对象陡然由粉笔转向了大家。
“大家，下午好，现在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