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十八年的冬天，大雪姗姗然终于降下来了。
举国震惊的郭桓案终于以主审吴庸被诛戮而画上了句号，但是这件案子的影响却并没有消退，不光是六部零散的官员看着空荡荡的衙门心底暗暗兔死狐悲，甚至连乡间小村里张昭华都能感受到隐隐的余震。
这个案子实在太大了，也牵连地太广了，张昭华从知道了全部始末就开始叹息，也许一开始看到牵连人数数万人，似乎也不能和后世建国之后随随便便一场运动特别是那一场大革命相比，但是要知道，这个时候的官员人数有多少。
后世的史料中显示，明朝万历年间，全国两京十三省，近两亿人口，几百万士绅乡宦，却只有两万名官员。其中还有十分之一的京官。剩下一万八千人，要管理两京十三省，一千一百多个县，幸亏有大量不在编的吏员填充其间，才能勉强维持大明这台机器的运转，而这些吏员是没有编制、俸禄和上升空间的。
也就是说，张居正是率领着两万名官员，跟全国的既得利益者在斗。然而后世随便一个市级城市，也有不止两万公务员的存在。
且不说张居正，就说眼前这洪武年间——几年前一场胡惟庸案，皇帝屠猪戮羊一般杀了三万官吏和百姓，杀得官员两股战战，但是皇帝是不愁没人使唤的，空缺的职位自然有人钻营地向上爬。
而皇帝如今兴起的郭桓案就说明一个道理——这帮官员的头好比韭菜一般，这一茬根上烂掉了，皇帝就割了这一茬，反正皇帝的地大，会有数不清的韭菜会冒头。
但是光是杀，就能阻止这一层一层的腐败吗？洪武年间的这一次大案是让人震惊的，它甚至比明朝中后期的官员贪污还要剧烈、还要可怕。可是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在这种严刑酷法之下，还有人冒死作案，而且还不止零星几个，而是上行下效，从一品官腐败到七品官呢？
如果说朱皇帝对贪官的整治不严厉的话，那从古至今恐怕没有严厉的了。
因为此时的规定是，官员贪污六十两银子就处斩，而且死后还要剥皮充草，即便是亲女婿或者亲信犯了罪，也法不施恩一样问罪。而此时的刑罚笞、杖、流、徒、死，除了谋反外，几乎全部施用于贪官身上——但是怎么样，贪官是杀不完的，就如他自己感叹的那样，早上杀了一批，晚上就会新出来一批。
杀之不尽，朱皇帝终于难得地感叹了一声：“朕才疏德薄，控御之道竭矣！”
当然他是不能明白什么叫体制的问题的，而这个时代里出现的一些难能可贵能看清事实真相的人却早已被他杀了。
比如说有个叫叶伯巨的，早在洪武九年就上疏皇帝，提出了自己对国家建设的看法。
在他的这篇《奉诏陈言疏》里，他一针见血地说道：“当今之事，所过者有三：分封太侈也，用刑太繁也，求治太速也。”他同样还说了自己的判断，其二事易见而患迟，其一事难见而患速，意思就是两件事容易看清但爆发迟，一件事难以看清却爆发早。
分封、用刑、求治操切！
用刑太繁是显而易见的，朱皇帝用重典治理天下，发现官吏不合格就用重刑，余下的官吏扛着枷锁去衙门上班。
能在洪武九年就看到分封藩王的弊处的人是个有远见卓识的人，然而他恳切的建议却被朱元璋认为是“离间骨肉”，将他整死在了狱中。
最后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论断，就是“求治太速”，这是个非常令人惊讶的总结。
因为奏疏中说“今之守令以户口、钱粮、狱论为急务；至于农桑、学校，王政之本，乃视为虚文而置之，将何以教养斯民哉……然而升于太学者，或未数月，遽选入官，间或委以民社。臣恐其人未谙时务，未熟朝廷礼法，不能宣导德化，上乖国政，而下困黎民也……”
治国为什么会有一个速度太快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光是在洪武年间出现了，甚至在张昭华所知的建国之后也同样出现了。
那一段时期，为了追求工农业产量和建设的高速度，各种口号都出现了，全民轰轰烈烈干了一场，结果就是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不进反退。
如果对比一下，就会发现两个时代是如何地相似——如今这个洪武年间，是追求人口上升、钱粮多缴的时候，至于农桑、学校教育什么的，那都是虚的，文化要为政治服务才是真的。
叶伯巨提到的这个太学生任官的问题，说这帮入了国子监的学生，进去或是一年半载，或者几个月而已，就被委以重任——这样的人，有什么当官的资格？
这和后面进士选官真的没法比啊，进士最起码也要读个十年的书，就算没有通达实务，也算高学历的知识分子。
国家草创，一切伤口都在愈合，一切制度仍在完善，其实根本没必要这么急切，想一个人干完几辈人的事儿。
朱皇帝如果真的知道如何去做一个开国的皇帝，他就该明白自己的使命不是去包揽丞相和官员的活计，而是像西方的华盛顿一样，确立好所有正确的制度。
唯有制度可以维持国家运转，唯有良好的制度可以让这个国家永葆青春。
“臣愚谓天下之趋于治，犹坚冰之泮也。冰之泮，非太阳所能骤致。阳气发生，土脉微动，然后得以融释。圣人之治天下，亦犹是也。刑以威之，礼以导之，渐民以仁，摩民以义，而后其化熙熙。孔子曰：‘如有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