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境内，孙承宗、孙传庭、卢象升、曹文诏及陕西境内所有大小官员忙得焦头烂额人仰马翻，所有民军虽然被击溃了，但流民太多，需要安置，这安置工作比打仗还要麻烦n倍，一不小心又酿出民变来。
历史上的崇祯派大军清剿民军也是以清剿为主，安抚为辅，但却失败了，原因多到手指头都数不过来，清剿的官军连吃败仗，境内所有州府县城被战火搅成一锅粥，局势糜烂，没有足够的粮食安抚大量的流民，且安置的方法不对，民军越剿越多，地方官的贪污腐败和各种不作为，朝堂的举措不得力等等，最终失败。
朱健的办法也是以清剿为主，安抚为辅，不过，身为穿越众，他有前任没有各种优势，孙承宗和孙自庭的西安军、卢象升的天雄军、曹文诏所部都算是兵强马壮，武器装备相当精良，四人治军颇严，战力、军纪比原历史的各支明军部队要强，每战皆胜，没有杀良冒功，也没有发生严重的扰民事件，陕西没有被打烂，主要大城市和一些小县城基本控制在明军手中，民军也没能流窜进山西、四川等境内，造成更大更严重的危害，总的来说，局势还不算糜烂。
朱健也清楚明未军阀拥兵自重，疯狂的扩张军队，诸如大军阀左良玉手里的军队就高达二十余万之众，军饷后勤难以支撑，进而掠劫百姓，比强盗还要凶残，逼得百姓不得不投向民军，甚至有许多官兵都投奔过去，此消彼长，变成民军越剿越多，而官军越剿越弱，大明不亡才怪。
再者，各地军阀虽打出十万二十万兵力的旗号，实际上真正可用的战兵也就万余人，基本都是吃空饷喝兵血发财，战力渣得连民军都打不过，更别说与战力凶悍的金军铁骑交战了，基本是一触即溃，清楚里边门道的朱健下旨，严格控制各军的编制数量，象曹文诏、孙自庭所部，战兵编制都限定在五千人以内，孙承宗的主力西安军和卢象升的天雄军，兵员编制也分别限定在一万和八千最多，超员唯主官是问。
军官吃空饷的事是没法杜绝的，但空额数量只要不多，他也默认了，各军都设有监军太监，朱健仍不放心，增设锦衣卫和东厂人员监督，若发现兵员空额严重，第一个追究的是监军太监和锦衣卫、东厂人员监督不力的罪责，其次才是军事主官，如此一来，逼着监军太监和铁衣卫、东厂的监督人员不敢徇私枉法。
这些只是次要因素，重点是如何妥善的安置数量众多的流民，他们都是受天灾人祸之苦，拖儿带女的背井离乡来找一口吃的，你得让他们有吃的，他们才不会因为绝望竖旗造大明的反。
朱健末雨绸缭，疯狂开挂，提前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玩腹黑，走偏门，拼命的捞钱，他的资本比前任多了n倍，而且在一些方面比前任大方，一些该砸大钱的地方或事儿绝不吝啬，勒紧自已的裤带，含着泪花，拿着白花花的银子往里砸，光是购粮这一项的耗费都能让他肉痛几年。
大量的粮食运往陕西等重灾区，虽然还不能让流离失所的百姓吃饱，但赈灾力度比往年的任何一次都要大，至少不饿死人，百姓看在眼里，恐慌的心理稍稍安定下来。
当运粮赈灾还不行，安置工作也是重中之重，以前的赈灾没有什么进行系统有效的安置工作，朱健亲笔撰写的《赈灾安置纲要》下发到各州府县，强制执行，官员执行不利，直接撸掉，换能力强的人顶上，想当官的人多了去，你不努力工作，一纸黑状告上去，乌纱帽直接丢掉。
朱健不仅重整锦衣卫，重开东厂，还给予厂卫n多的权力，设立在各地的锦衣卫卫所除负有侦察等职能外，甚至象督察院一样负有督察职能，虽没有督察院的督察实权，但状纸举报信什么的偷偷递给锦衣卫，处理的效率甚至比递给上官或督察院的老爷们更快，效果更好，因为锦衣卫的密折可以直接上达天听，天子能迅速作出处理。
按《赈灾安置纲要》的规定，灾区要设立专门的营地，分有临时营地和安置营地两大营地，而临时营地又分有男营和女营，涌来的流民先在负责的官员那里登记造册，领取牌号，男青壮、中年进入男营，妇女孩童和老人进入女营。
喝过稀粥后，不管男女老少，皆要进入专门的大澡堂清洗干净，澡堂分有男女澡堂，不得随地撒尿便便，得去专门设立的男厕女厕方便，孩童也不行，生活垃圾也不能乱扔，卫生规则一律强制执行，违者处罚，或罚0收入的劳动，或罚米粥减半，不想饿肚子就得乖乖遵守。
临时安置好流民后，再按每家每户人口移往安置营，单身的只能留在临时营地内，而想要吃得饱一些，或挣到一点小钱，就得在官府的安排下进行一些相应的工作，象工匠木匠泥瓦匠什么的，但凡有一技之长的优先获得工作安排，拿到的工钱最多，没有任何技级的只能干体力活，工钱是少一些，但凭工分牌可分到的米粥相应的多个一碗二碗的，妇女则负责营地的卫生打扫，清洗衣物，熬粥煮菜什么的轻松活儿。
有了填肚子的米粥，虽然吃不饱，但不至于饿死，流民恐慌的心也就逐渐安定下来，秩序好了，城里的各种商铺买卖都正常开张了，活儿自然也多起来，流民也能找到一些挣钱的活儿干，心里有了一丝盼头，谁会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去竖旗反明？
当然了，这一切的治安秩序需要军队和当地的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