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家人一齐动手，将李承看中的八件物品搬到客厅，再加上那件宋代磨喝乐，一共九件，杜海滨去找纸袋，准备打包让李承带走。
“小李啊，你喝茶喝茶！”杜大妈热心的招呼着。
李承一来就被杜老拉到收藏室鉴定，连口茶水都没来得及喝，这会还真渴，端起面前的直筒纽盖釉下红梅白瓷杯，将盖子揭开放在一边，呷了一口，湘南山茶清香扑鼻，不由得赞道，“好茶。”
“尝尝我们这里的茶点，都是自家亲戚腌制的，地方风味，你吃一点。”杜大妈又将茶几上的五只平口碗往李承面前推推。
这五只碗中盛放的都是湘南风味特色，茶干、风干猪肉、核桃仁、番瓜籽、野枣干。
陪杜家人聊着杜老的收藏，李承将这九件物品一件件评述一遍，表现得很坦诚。
杜邵华既然能收回这九件东西，对它们也是有所了解，两两一核对，就明白对方的生意做得很光明正大，没有那些什么隐瞒赚钱的勾当，给的价位甚至要比杜老打探来的价格略高——九件一共四万五千元。
可能有人要问，哟，你刚才说那么好，怎么出价才这么点？
这与古董古玩所处的环境和时代不同。
以醴陵窑“贡字款”釉下五彩牡丹碗为例，它在九十年代中后期，确实在市场上卖不起价格来。试想一下，连慈禧老佛爷的大雅斋贡瓷茶碗，九十年代末也才三四千一个，这种“民窑”款不可能卖出高价。但是，不代表他们没价值，等几年，清代瓷器上扬，它们的价格翻着翻往上走。
另外，如同这种釉下五彩，此时在北上广的价格就要比香江低，这是因为北上广这些地方，更喜欢素色瓷或者青花瓷，认为五彩这种富贵瓷，浮躁庸俗，而这种看法在香江几乎不存在。因此，它在香江的价格，就要比北上广这些地方高出不少。
“你稍等啊，我可是还有好东西哟。”
杜老挺满意李承的报价，单手撑着沙发扶手想要起身，被杜大妈按住，示意儿子杜海滨去，“是那几件你从基辅带回来的东西么？让海滨去拿，你就别折腾了。”
杜海滨这次去的是卧室，难怪刚才收藏室没发现。
基辅带回来的？流落到苏盟的东西？问了杜老一句，结果老爷子故作神秘示意他稍等片刻就知。
这几件东西应该藏得挺深，能听到房间传出来的杜海滨夫妇在翻箱倒柜的声音。
李承索性安下心来品茶。
再度拿起茶杯盖准备盖上，这次，他注意到杯盖的不同——质地很轻。
轻咦一声，指缝夹住盖纽，将杯盖平托于掌心，李承颠了颠，直径十二公分的杯盖，竟然只有百来克，而且白釉非常肥厚，胎质非常细密。
半脱胎？
李承又将杯盖翻过来，正面盖纽处，釉下彩，花色为月季，双勾填色，图案鲜活生动。
我去？这是第一批醴陵主席瓷？
连忙将杯盖放下，端起直筒型茶杯。杯内有茶水，看不见内底，但侧壁的釉下彩月季大花看得很清晰，花为粉红叶为墨绿，双勾填色，非常鲜艳，像簇新的一样。
也正是这种视觉上的“簇新”，让李承刚才没能第一时间发现异常。
连忙将这件直筒杯举起，李承歪着脖子看底款，瞅了眼，心头大喜——楷体湘南醴陵款配和平鸽飞翔图案。
这是建国后第一批醴陵贡瓷——1958年送入中南海的红色用瓷！
这是掩盖在历史迷雾下的“胜利杯”！也是新中国毛瓷开山作！
同时，这方胜利杯，也拉开一桩很隐秘的“红官之争”序幕。
红色官窑，虽然历史并不久远，但因为尊者讳或者其它一些原因，很多人搞不清楚内里关系，我们可以通过这件“胜利杯”釉下彩瓷发展史，来捋一捋真实的历史。
醴陵釉下五彩瓷于1931年随着湘南瓷业公司的倒闭而夭折。
新中国成立之后，湘南人一直秉承着“主席用上故乡瓷”的愿望，对醴陵窑口进行抢救与恢复。1955年，新的醴陵陶瓷研究所成立，开始寻访当年釉下五彩的工艺传承。
他们找到原湘南瓷业学堂陶画班老艺人吴寿祺，吴老擅长釉下彩绘，特聘请他出来传授技艺，培养人才。从此，失传20多年的釉下彩瓷开始恢复生产。
1956年，湘南汇报团于羊城向主席申请，提到成立瓷业公司统管醴陵瓷业之事，主席当即表示这好嘛，可以试办。之后国家马上投入了八百万，轻工部派出专家组改进醴陵窑，这为给国家领导人和国家机关烧制釉下五彩瓷做好了关键的准备工作。
1958年主管单位作出决定，从陶瓷研究所和公司所属各厂选调优秀技术工人一百多精干力量，组建醴陵艺术瓷厂，作为生产釉下彩瓷的专厂（窑口），厂址设在姜湾寨子岭。
建国后一直到1958年，中南海用瓷，基本上都是景德镇建国瓷厂、景德镇艺术瓷厂、人民瓷厂三家提供。也就是说，这三家是当时的红色官窑，代表着景德镇瓷业的千古名声。
当时人们讲奉献，景德镇的瓷艺大师们对醴陵窑的恢复，提供许多帮助，包括窑口改建，手工制坯的培训、釉色处理及瓷土秘方分享等等。所有这些，都让醴陵窑口在制瓷方面，有着飞速进步。
1958年，醴陵群力瓷厂接受“毕业考”——为伟人制作一套主席茶盖杯。
醴陵瓷厂不孚众望，一共制作素色白瓷杯三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