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萨·惠特尼是圣乔治大学神学院已故的院长伊莱亚斯·惠特尼的兄弟，他吸食鸦片成瘾，不能自拔。据我所知，他在上大学读了英国作家德·昆西有关梦幻和兴奋的描述之后，突发奇想，把烟草浸泡在鸦片的酒精溶液里一起吸用，以图产生梦幻和兴奋的效果。正是这种愚蠢的行为导致他如今这种状况。后来他意识到，像许多这样做的人那样，上瘾容易戒掉难。所以，在随后的几年里，他吸毒成性，不能自拔！他亲朋好友对他既厌恶又怜悯。我曾经见过他，他那副神情我依旧记忆犹新：苍白憔悴，眼皮耷拉，目光呆滞，坐在椅子上缩成一团，活脱脱落魄王孙的倒霉相。
1889年6月的一个晚上，正当大家准备就寝，门铃突然响起。听到铃响后，我立即从椅子里坐起身来，我的妻子停下手中的针线活，神色不悦。她说：“肯定是病人。你又得出诊。”
忙碌了一天，疲惫不堪地回到家里，听到这铃响，不禁叹了口气。
开门声和急促的说话声以及一阵快步走过地毡的声响随后传来。紧接着，我们的房门大开，走进来一位妇女，头蒙黑纱，身穿深色呢绒衣服。
“请原谅我深夜前来拜访，”她才说着，突然间失去自制，冲到我妻子面前，用双臂抱住我妻子的颈子，伏在她肩上哭了起来。“我遇见大麻烦了！”她哭道，“我多需要帮助啊。”
“哎呀，”我妻子一面说，一面掀起她的面纱，“凯特·惠特尼！你吓我一大跳，凯特！你进来时，我完全没有想到会是你啊。”
“我不知该怎么办才好，所以我来找你。”事情总是这样的。人们一有了难题，总是来找我妻子，寻求慰藉。
“你做得对。现在先喝点酒或水，然后我们再坐下来好好说说，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现在我让华生先回房去睡觉？”
“不，不用！我还需要大夫给我提点建议，提供帮助呢。是关于艾萨的事儿，他已经两天没回家了。我真的很担心他！”
她来我家向我们诉说她丈夫带给她的苦恼，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因为，我是个医生，我妻子则是她的老同学、老朋友。每当这个时候，我们总是费尽心思找一些话来安慰她，比如知道她丈夫在哪里吗，我们有可能把他找回来吗。这一次看来，我们是能帮上忙了。她说她得到消息：艾萨近来烟瘾一发作，就到城区最东头的一家鸦片馆去过瘾。
在以前，尽管他白天在外面放荡，但是一到晚上还是会回家的。然而这一次，情况却不同了，他已经整整两天不见踪影了。她说，艾萨肯定是跟码头上的社会渣滓躺在一起吞云吐雾，要不就是过足了鸦片瘾，在那儿酣睡。只要去高天鹅闸巷的黄金酒吧，她对此确信无疑。可是，她该怎么办呢？她是个年轻娇羞的女人，哪能去那种地方，从一群流氓无赖中间把丈夫拽出来呢？情况就是这样，目前唯一要做的就是把他找回来。难道能不陪她一起去吗？后来我转念一想，她可以不用去。
因为我是艾萨·惠特尼的私人医生，我的话他还是能听进去的。再者，我一个人去可能会更容易解决问题。于是我答应她，要是他真在她所说的地方，我一定会在两个小时之内就会把他送回家里。十分钟后我离开了我的椅子和我们那间舒适的起居室，乘坐一辆双轮马车向东驶去。一路上，我想这样的差事真是荒唐，不过事情发展到后来，简直说得上是离奇了。一开始，我的冒险并没有遇到多大困难。高天鹅闸巷是一条脏得令人作呕的小巷，坐落在伦敦桥东沿河北侧高大的码头建筑物背后。在一家出售廉价衣服的商店和一家出卖杜松子酒的酒馆之间，有一条陡峭的阶梯通向一个像是洞穴似的黑乎乎的豁口，我找到了我要找的那家烟馆。我让马车在那里等候，自己顺着台阶下去，阶梯的中部已经被来来往往的醉汉们踏得凹凸不平了。挂在门上闪烁不定的油灯的亮光，我摸进了房门，来到一个又长又矮的房间。
房间烟雾弥漫，到处是棕褐色的鸦片烟雾，倾斜的地面上摆放着一排排木榻，就像偷渡船只的前甲板。透过微光，隐隐约约可以看见木床上躺着东倒西歪的人，有的耸肩低头，有的屈膝蜷卧，有的头颅后仰，有的下颌朝天，他们朦胧的眼神关注着到这里的新客人。黑暗中闪着红色亮点，忽明忽暗的是那些燃烧着的鸦片在金属的烟斗锅里被人吮吸时发出的红色小光环。在这里，有的人自言自语，有的用一种奇异的低沉、单调的语音交谈着，窃窃地私语着。这种人说话滔滔不绝，含糊不清，谈的几乎全是自己的心事，而把别人对他讲的话当耳旁风。
不过大多数人都静静地躺在那里。在远处放着一个炭火熊熊的小灰盆，一个老者坐在周围的一只三足木板凳上。此人身材瘦高，正双拳托腮，两只肘支在膝盖上，双目凝神注视着炭火。我刚走进去，一个肤色发黄的马来仆人就匆匆递过来一支烟管和一些毒品，招呼着我走向一个空铺位。
“谢谢你！我不会呆太久。我有个朋友叫艾萨·卫特尼的在这里，我想跟他说说话！”我说。紧接着，我听到右边有响声。我转过头，透过昏暗的光线，我看到苍白、形容枯槁、头发蓬乱的萨特尼看着我。
“天啊！是你，华生医生。”他说，他的每一根神经似乎都绷得极紧，样子可怜又可鄙，“华生，几点啦？”